古书的注释，应规定一个明确的范围。杨先生根据自己的摸索和体会，将注释的内容重点大致定为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方式、历史知识、地理[注: 地理（Geography）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地理”一词最早见于中国《易经》。]沿革、名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等。这一规定是切实可行的。当然，依照具体古书的特点，又有所侧重。例如《春秋左传》，杨先生认为其中所载礼制最难，便比照《周礼》、《仪礼》、《礼记》的有关记载，结合《国语》和其他传世典籍[注: 泛指古今图书。 汉荀悦《汉纪·成帝纪》：“光禄大夫 刘向 校中秘书，謁者 陈农 ，使使求遗书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典籍》：“ 开元 中，定四部目録，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出土文献的相关资料，从中探求春秋礼制，加强了这方面注释的份量。对注释中的难点、重点，尽可能在深入研究基础之上进行去粗取精、融会贯通的工作。他在《论语译注》《例言》第六条指出：“本书虽然不纠缠于考证，但一切结论都是从细致深入的考证中提炼出来的。其中绝大多数为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间有著者个人千虑之一得。结论很简单，得来却不容易。为便于读者查究，有时注明出处，有时略举参考书籍，有时也稍加论证。”
古籍的今译，杨先生早已注意到它与注释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把译文的作用称为“桥梁作用”、“手段作用”。在具体今译过程中，借鉴严复翻译西方作品时所提出“信、达、雅”的标准，力求译文的准确、流畅、通俗。在中华文化全面走向世界的今天，经典古籍的今译已经成为最基础的一个环节，而杨先生的实践及其成果，也就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在整理《论语》、《孟子》、《左传》中，杨先生编出了《论语词典》、《孟子词典》、《春秋左传词典》。关于编写的缘起，他在《论语译注》《例言》第十四条说道：“著者在撰述‘译注’之先，曾经对《论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作过研究，编著有‘论语词典’一稿。其意在尽可能地弄清《论语》本文每字每词的涵义，译注才有把握。‘得鱼忘筌’，译注完稿，‘词典’便被放弃。最近吕叔湘先生向我建议，可以仿效苏联《普希金词典》的体例，标注每词每义的出现次数，另行出版。我接受了这一建议，把‘词典’未定稿加以整理。但以为另行出版，不如附于‘译注’之后，以收相辅相成的效用。详于‘注释’者，‘词典’仅略言之；‘注释’未备者，‘词典’便补充之，对读者或者有些好处。”专书词典的编写，不仅有利于提高古书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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