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仕宦之家，用今天的眼光看，属典型的官二代或官三代，而且是诗书传家，不像那些暴富起来的纨绔子弟，因此对这个走向巅峰又从巅峰跌落的社会自有一种使命感，杜甫自己也毫不掩饰地说“我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所以心气颇高，立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光写诗恐怕还是不行的，所谓“学而优则仕”，他必须借“吟诗作赋”这门技艺作敲门砖挤进官场，也就是进入主流社会，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这一远大抱负。杜甫是这样想的，在安史之乱以前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他频繁地以诗歌投谒于权贵之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但不知什么原因，在长安[注: 长安 长安，意为“长治久安”，现今西安城的旧称，是我国七大古都之首。与开罗、雅典、罗马并称“世界四大古都”。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10世纪左右，]蹭蹬十年并没有取得什么好的效果。当然，文人在唐宋的命运也好像真不一样，宋佑文，所以王安石[注: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今江西东乡上池村人）。]、苏东坡这样的文人都能官居要津；而唐似乎更重武，再加上玄宗宠信外戚宦官，而这些人对耍笔杆子的读书人是视若仇雠的，所以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人仕途就蹇滞得不行。谋居要职而不得，对于芝麻样的小官李、杜当然又不屑，挂冠而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曾有的政治理想当然也就泡汤了。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安史之乱的发生似在昭示，构筑大唐盛世的基础已经腐朽，这座大厦开始坍塌。坍塌的大厦不仅会伤及统治者[注: 统治者 tong zhi zhe 〖the ruler〗 所谓统治者，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统治的领域具备一个国家的性质，他在同时和后世均被广泛认可。]，同时也会危及社会的各个阶层，譬如像李、杜这样的退出官场的士人，本来还可以追求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酒人生，但动荡的政局、频繁的战乱，把他们的这一点微弱的希望也打碎了。欲求一种平静、安逸的生活而不可得，最后不得不走上漂泊流离的道路，这真是一代诗圣的悲哀。

    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逃亡四川，唐室无主。李亨在灵武（今宁夏境内）匆匆即位，心向唐室的勤王军和官绅纷纷向灵武靠近。杜甫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也立即奔赴灵武，但在前赴灵武的途中却被叛军掳往长安，虽未成为叛军重点逼降的对象，却也天天过着惊魂不定的生活，他思念离散的家人，盼望勤王的大军早日收复两京。数月后，杜甫趁叛军内乱之机，冒着生命危险终于逃离长安。提心吊胆从死亡线上归来的杜甫不由得发出无限感慨：“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等回到鄜州与家小团聚时，杜甫又掩饰不住内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