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大多数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的重要意义，如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造说”、张立文的“和合学”。费孝通主张应一视同仁地看待各种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注: 大同市-大同市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京包铁路、北同蒲铁路、大秦铁路的交点，北邻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东大同市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和而不同”就是我们的哲学依据，“寻找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和中华文化的契合点”、高扬“文化自觉”、实现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应是我们对待中华文化的理性而现实的态度。

    “和而不同”文化心态的价值追求是“有容乃大”。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既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明，又要面对高新科技浪潮的冲击，还有急剧动荡的世界局势。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文化自觉”到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处理好几个“要”和“不要”的问题：诸如：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同时要敢于正视中华文化中也含有一些糟粕成分，因而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要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而不要希望全盘西化等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新文化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高度的智慧性。

    《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共同发展，建构一个和谐的现代社会，正需要这样的文化心态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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