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馆臣如何看待西人的适应性传教策略，我们可从他们为来华传教士著述所作提要中一窥端倪。如意大利人南怀仁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坤舆图说》，其中的某些记述和旧本题西汉东方朔所撰志怪小说《神异经》等所述类似，馆臣对这颇感疑惑。最后，馆臣以作者南怀仁在中国日子久了熟读中国古书就仿照中国古书而写成，为自己的怀疑作结。至于南怀仁为何见而仿中国古书，馆臣并没有解释。但在为意大利人毕方济论灵性学的《灵言蠡勺》所作提要中，馆臣又认识到这点，认为《灵言蠡勺》所宣传的学说之所以迅速流行，是因为明末西人融合佛经内容加以改造变化，以此来迎合当时盛行的阳明心学的结果。看来，并非馆臣不知晓来华传教士的苦心，多半是他们的夷夏观念在作祟。他们不愿意清人踵明人前车，自然小心谨慎对待西学，嘱咐时人不上西人之当，多半会有意忽略适应性传教策略有利于中西互动共进的一面，令清人不至对西人产生好感。

谈到接受者对传授者的认知，自然我们又要想到传授者的传授态度，即作为传播西学的主动方西人的态度。伏尔泰称亚洲从无西方特有的宗教狂热之病及宗教殖民之念。既然带有目的性传播西学，是否能做到毫无保留倾囊相授，是否传播的均是最先进的西方科技，不妨一析。

西学中对明清数学、算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利玛窦和徐光启[注: 徐光启（1562年～1633年），字子先，别号玄扈先生，上海县人，明末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万历进士，选庶吉士，崇祯时累官至礼部尚书。]合译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撰《几何原本》6卷本的刊行。不过，为何15卷本的《几何原本》只翻译了6卷？有学者认为，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了6卷后，徐光启希望能够全部译完，但在利玛窦看来，这6卷本已包揽了欧几里德原作的基本旨趣，更主要的是这6卷本的翻译已达到他们的传教目的，因此主张先传这6卷，让志同道合者学习。如果以后大家以为有用，再考虑翻译其他几卷。由此可见，利玛窦传播科技最终还是为传教服务的。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这段是非？笔者认为，利玛窦等耶稣会[注: 耶稣会（拉丁原名 Societas Iesu, S.J.），为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1535年8月15日由罗耀拉的依纳爵·(St. Ignatius of Loyola)为因应当时新教 (Protes]士是凭借科学家和传教士的双重身份来到中国的。作为科学家的他们所带来的西学推动了中国学术科技的进步，正如胡适所道，利玛窦等来华令中国近三百年来思想学问皆趋于精密细微科学化；亦如徐宗泽所言，经徐光启等推波助澜的利玛窦带来的西学使中国知有欧洲科学，而科学在中国行其奠基之礼，但作为传教士的他们确实有传播科学与宗教的双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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