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型集约型数字化产品，这个产品应当是不封口的，研发者可以将不断取得的新成果随时汇入其中。这个集约型产品的文本数量越大，对学术研究的作用就越大。举个简单的例子，拿数字化古籍的全文检索来说，10首七言绝句不过280字，如果仅在其中检索某词是没有意义的，这不仅因为不用检索，仅凭目读便很容易得出结果，更是因为文本数过少，不管得出的是什么结果，它能够提供的研究空间都不大。如果从《全唐诗》、《全宋诗》乃至全部的古代诗歌中去搜索，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傅璇琮先生就举过一例，说有人检索《全唐诗》中的“夕阳”二字，发现在晚唐时段出现的频次最高，这个检索结果，显然能为研究者提供一个饶有意味的学术话题。
原版扫描和可编辑文本的结合可能是数字化古籍产品比较合理的模式。产品的编校质量应大幅提高，功能更要适应、满足研究者不断增长和变化的需要，不断丰富调整。
最后想特别强调一点，古籍数字化是双刃剑，善于利用，可以给学习和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不善利用，则适得其反。我在《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兼职，每年都要看不少来稿，相当数量的文章乍看起来材料很丰富，其实都不是读书读来的，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检索拣来的。既然没有读书的过程，哪来读书的乐趣，又怎么会产生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更谈不上学术功力的积攒了。这当然不能怪古籍数字化本身，但身处古籍数字化时代的人如何做学问，确实是另一个值得好好探究的话题。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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