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需要想一想,当我们自己也在慢慢地变老的时候,我们能留给下一代的是什么?在下一代想起我们的时候,除了互相间那种鸡肠狗肚的争斗,除了看见我们在谈车子、谈房子[注: 住宅是提供人居住的房屋。客家人称作屋家,广东人称作屋企,福建人称作厝。为民间信仰的风水区分由于生人居住;称阳宅、以别于已经身故入土之阴宅(墓)。]、谈票子、制造一座庞大无比的精品垃圾山,我们还能留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更值得纪念的东西?
读书报:这么说来,您还真的十分幸运,竟然没有被日益严峻、甚至似乎有点恶化的学术竞争和学术生态“hold”住。
姚大力: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干扰。有时我会忍不住。我不止一次在学校会议上发牢骚说,自己代表了学术上的弱势群体,但希望学校不要把弱势看作就是弱智。不过叫归叫,更关键的,还得要有一种沉静的心态。既然自己确实低产,你就不能还那么在乎,事事要与人争一日之高下。那就回转身来守以淡定吧。早在进入专业领域后不久,我为这辈子设定的目标,就是要在蒙元史和北方民族史领域的一些重大题材上,写十几篇大型的、三四万字的第一流论文,让后来的研究做不到轻易绕开它们。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事实上,我至今还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我一向没有撰写专题著作的打算。最近虽已动手把开设“北方民族史文献讲读”课程的讲稿改写为书稿,但那至多也只是一部综合性的“疏论稿”,算不上“专著”。这意思不是说写专著不好,更不是要反对别人写书。但我觉得健康的、多样化的学术生态,应该平等地允许并鼓励人们去从事各种各样在形式与风格上互有差异的学术活动。不写书的人就一定比写书的人来得弱智吗?我绝对不相信。
但是我担心的是,现在盛行的这套科研项目化、评价数量化、育人明星化、棋艺盘外化的规制,会把太多的年轻学者们“hold”住。不是说这些规制一无是处。可是,学术研究真的都可以像鞋匠那样预先制订生产计划、接受主顾的预约和定金、按部就班地投入制作、如期交货并结清余款吗?历史学的讨论需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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