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不能以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史著作的体例来衡量，它具有特别的一些编写目标和考量。《通志》所重点关注的，是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史上的基本事实。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清理和认定学科史的事实，使相关“史实”呈现更加清晰的面貌，而不是去论证和总结学科史的发展规律。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抉择，主要理由有二：一是百年学科研究的现状与基础甚是薄弱。近年来虽有部分学者投入研究，也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但对20世纪学科基础资料的清理和史实的认定，还留下许多空间。我们觉得应当把史实的辨认、真相的恢复、面貌的廓清、脉络的梳理，作为当下亟待要做的事情。这虽然是基础性的工作，却涉及学科史研究的发展前景，不能不给予充分的重视。二是从我们自身条件出发所作出的工作重心选择。做好资料清理和史实认定工作，努力记述百年学术真相，主要靠的是求实的态度和扎实的“功夫”。《通志》编写者在学科史领域的原本学养和能力有限，尤其是对百年学科的理论性、全局性把握尚不成熟。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全新课题，同时还要考虑到这是一部集体著作。在这样的条件下面对这样的工作，切忌不顾实际、好高骛远。与其一入手就去做高度理论性概括，不如脚踏实地先做力所能及的史实整理工作，更加有效。从这一角度而言，《通志》选取了一种既符合学科现状需要，又切合编写者能力实际、难易适度的工作目标。
《通志》的体裁和写法
出于以上考量，《通志》的框架设计中不设以大统[注: 概述 大统（535年正月—551年十二月）是西魏文帝元宝炬的第一个年号，西魏使用这个年号历时16年馀。元宝炬死后废帝元钦和恭帝元廓都没有自己的年号，因此大统也是西魏唯一的一个年号。]小的章节，而是采取百题的结构法。每个专题只是针对一个或一方面的具体问题而设，每个专题不外乎清理和认定事件、趋势、学者、著作等相关史实，每题都有相对独立性和自足性。专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是线状的统领关系，而是块状结构，所以相对简单。专题大体上以时代先后排列，体现一种时序上的关联照应。集合百题所述，能够基本覆盖百年学科史的各个领域。所以，全书是众多专题性篇章的有序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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