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乾隆南巡江浙，对巩固多民族国家[注: 多民族国家 拼音： 解释： 1. 由多种民族组成的国家。]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并非隋炀帝[注: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4月10日）是隋朝的第二个皇帝，隋文帝杨坚次子，母文献独孤皇后。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继位。]、明武宗那样的昏庸帝王，在南巡途中，不废政务，兴修水利，解决黄河水患，修建海塘，做了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乾隆更是表示：“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当然，这并不是全部的实情。

    尽管康熙、乾隆每次南巡都不同程度地减免了沿途百姓的赋税，但是，官员、商人将南巡办差费用部分转嫁到他们身上，并且，修建行宫、御道、游玩景点，拆毁了许多房庐屋舍，致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百业凋敝，百姓已无法承受巡幸带来的苦难，朝中也有不少官员反对南巡。

    乾隆第一次南巡至苏州，见灵岩梅可合抱，赞叹不已，时内大臣博尔奔察在侧，拔出佩刀做砍树状，乾隆大惊，问他何故，博尔奔察回答说：“恨它不生在圆明园，致使皇上远途跋涉，历尽江湖之险。”乾隆知道博尔奔察在讽喻自己，非常不高兴。

     第四次南巡，乾隆召前来迎驾的前礼部侍郎齐召南入见，问天台山、雁宕山有什么名胜古迹，齐召南以没有游览过回答。乾隆问其故，齐召南回答说：“山势崎岖，溪流深险，臣有老母在，孝子不登高，不临深，所以不敢前去游览。”乾隆当时同皇太后一同南来，听了齐召南的话，才打消了去天台山的想法。

    第五次南巡时，大学士于敏中[注: 于敏中（1714—1779），字叔子，一字重棠，号耐圃，江苏金坛人。乾隆二年（1737）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授意浙江官员奏请巡幸湖州，遭到大学士程景伊的反对，乾隆表白自己至湖州并非为游玩，欲至彼观蚕桑之法，程景伊尖锐地指出，皇上至湖州将不得见蚕桑矣，将使湖嘉之民累世不复业。浙江巡抚让绍兴知府沿河试御舟行走水路，绍兴知府潜布木石于河中，使河道阻滞，后东窗事发，绍兴知府被罢职，百姓号泣送之百余里。

    侍读学士纪昀(纪晓岚)曾对乾隆说，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乾隆怒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清代外史》)乾隆还曾公开谕示：“其派出之纪昀，本系无用之腐儒，原不足具数”(《东华续录》卷101)。

    在乾隆的高压下，朝臣都缄口不敢进谏。直到晚年，乾隆对此有所悔过。他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唯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做无益害有益。”百余年间十二次大规模南巡，的确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应该是无庸讳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