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对商君，司马迁[注: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的态度也颇暧昧。在写有关商鞅的行事及政绩时，太史公[注: 释义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自称。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几无一句贬责之词，甚至说出“秦民大悦”的话来。同时还令人可疑地写了一大段商鞅以帝王之迹干孝公，不得已而后用霸道的文字。“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这不能不说有为商鞅开脱之嫌。可是，在传后例行的“太史公曰”里，他又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也”，“少恩”，“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这不颇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么！
二
《商君书》，一言以蔽之，一曰壹民，二曰胜民。这是我读枯瘠、冷酷、蛮不讲理的《商君书》后得出的结论。
壹民，据我的分析，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只要一种“民”—耕战之民，平时耕田，战时攻敌。其他如“学民”、“商民”、“技艺之民”(《农战篇》所列)、“士”、“以言说取食者”、“利民”(吃利润的人或投资者。《去强篇》所列)等等，则统统是危害国家的“虱子”，应使他们无路可走，从而逼他们归入“农战”一途。二是，国民只做一件事：农战。农与战看似两件事，实则是一件事。民为体，农战为用，一体而二用。其目的则在于建立一个绝对一元化的社会，使社会结构简化、单一化、垂直化，社会生活单调化，由一个绝对中心控制：
《赏刑》曰：
圣人的治国，实行一种赏赐，一种刑罚，一种教育。
[原文：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
《算地》曰：
对内，要求人民一律从事农业；对外，要求人民一律尽力战争……人民的倾向一致，才肯务农。人民务农就朴实。人民朴实，就安居故土，不愿意外出游荡。
[原文：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
“壹民”的目的，当然在于使民“朴”，也就是愚朴顺从。“壹民”的具体措施，则是先从经济(利益)的一元开始，然后达成政教的一元：
《说民》曰：
人民的欲望有千万种，而满足的途径只许有一条(农战)。
[原文：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
百姓的欲望千差万别，而我们只让它们从一个渠道来达成：农战。这就是一切专制国家所津津乐道地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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