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如何告别GDP崇拜”又成热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地方在“以GDP论英雄”的形势下，领导干部的升迁奖罚，被简单化地绑在了与经济相关的量化指标上，“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数字出官”和“官出数字”等等广受诟病的现象，也莫不根源于此。

政绩考核，自古以来就是官员考核办法。然而古代官员政绩考核更多是一种封闭、自上而下[注: 自上而下 拼音： 解释： 从上到下。 相关词语 自郐而下自上而下一鼓而下形而下学形而下顺流而下从天而下等而下之而下-zishangerxia]的考核制度，有诸多弊端，但很少唯GDP论，某种程度上是综合官德、财赋、功过等于一体的综合考核制度，对今天不无启示。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地方官号为父母官，治下的百姓都成了“子民”。按照传统的礼教和法律，父母对于子女有教训惩戒的权力，也有获得子女供奉孝敬的权利。作为父母官，教训惩戒的权力就是司法审判权力，获得供奉孝敬的权利即征收赋税的权力。能不能给皇帝源源不断地收税赋，是对地方官员的一大考验。

秦汉时期[注: 秦汉时期是中国秦汉两朝大一统时期的合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首次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统一，秦王政改号称皇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秦朝。]，对官吏实行考课制度。考课就是对官员政绩的考察，即今天的考绩。考课是用于将职位责任同官员的能力行为联系起来，以考绩的标准来约束和激励官员，以考课结果的优劣来决定对官员的赏罚黜陟，以便劝善戒恶，使考绩得以发挥作用。秦代的考课是通过上计制度进行的。上计制度即：郡臣于年初将一年的赋税收入预算写在木券上呈送给国君，国君把木券一分为二，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到了年底，合乎标准的留任，不合乎标准的则罢免——也就是说，预算完成了，留任；完不成，撤职。

所以，能够超额完成弄钱任务的官员从来都是颇受青睐的。明朝张居正[注: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中国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zhangjuzheng]当政之初，面对吏治败坏、财政危机、赋役不均、军心涣散之困局，痛下决心，雷厉风行推行了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改革，使大明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数十年。张居正当政期间，朝中大臣极力推荐以清正廉洁而闻名天下的海瑞，张居正却对海青天很不感冒，一再不允，问其原因，说了一句话：“应多用循吏，少用清流。”

所谓“循吏”，最早见于《史记》的《循吏列传》，指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官员，与普通的“清官”“好官”大有不同。但在张居正一朝，“循吏”则意指不择手段去达到上级目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