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杏雨书屋所藏的敦煌写本共有700余件，是最晚公之于众的整批敦煌文献，被学界认为是“敦煌学最后的宝藏”。其中最重要的432件均源自李盛铎[注: 李盛铎，德化县（今九江市）人。光绪十五年会试中甲进士，光绪十七年，南乡试副考官，次年3月，奉旨以御史用。 　-lishengduo]，“敦煌石室秘笈”就是他的收藏印。

这位李盛铎（1858-1937），字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今九江）人，清末到民国时期的版本学家，曾利用两次因公出访日本的机会开展访书活动，购回了数千册中国的“久佚之书”。

李盛铎对前述432件敦煌古卷的“入手”开始于1909年。那一年，李盛铎在清廷学部任职。9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把他从敦煌“获得”的部分写本及文物展示给中国学者。罗振玉[注: 罗振玉（1866～1940）， 中国近代金石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甲骨文学家、文物收藏家。甲骨四堂（即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之一。]、王国维[注: 王国维（1877～1927），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01年秋赴日留学。]等均前往参观、抄录。为了避免敦煌古卷再遭遗失，学部命新疆巡抚何秋辇负责把残存的古卷运到北京。1910年这批文物运抵北京后，何秋辇之子何震彝约同精通版本目录学的岳父李盛铎等利用职务之便，将古卷中的精品“取走”，然后又把剩余卷子中较长的撕裂成为数段凑数。根据李盛铎自己编录的《李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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