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当天所查到的资料显示，朱维铮先生的论著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多，除著作《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等外，竟然多是些辑编校释的作品，如《章太炎选集》、《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等。更令人疑惑的是，作为历史学者，其学术论文绝大多数没有发表在《历史研究》、《近代[注: 近代，是指中英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这中间的一段时间(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1949年以后为当代).-jindai]史研究》等“权威”期刊上，不少有分量的文章是刊登于《文汇读书周报》的。当时我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出台了一套科研奖励办法，对学术期刊划分了ABC三等，我一直以为，只有在A类期刊发表文章才能说明学者的实力。面对朱先生的论著，还处在迷信核心期刊阶段的我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朱先生何以能成为一流学者呢？一个学者的贡献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呢？学术期刊的水平是否能代表文章的水平呢？

    朱先生离世之后，学界贡献了若干纪念文章，媒体上又多了一个吸引眼球的卖点。透过这些文章和媒体报道，我心中朱先生的精神形象逐渐丰满，敬仰之情增加的同时，当年的疑惑也渐渐冰释。在我看来，朱先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标本，他通过自己的言行昭告天下学人：学术地位的确立和学术价值的评判，不在课题之多寡，不在论文发表阵地之重要与否，而在于学术成果是否真正富有创见。而真正富有创见的成果，是不能用“××级课题”、发表于“××级刊物”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一名学者的学术影响和学术地位其实与他的社会活动能力（或者说与他是否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营造“圈子”）也没有必然联系。

    朱维铮先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在当今中国学界他绝对是一个异数。然而，这也正是他的意义所在。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