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于司法人员避开嫌疑。]就成了一条评选原则。

 

第二件事情是关于《大中[注: 大中 (国号)： 大理国由高升泰掌权时所改的国号。 大中 (年号)： 唐朝唐宣宗李忱的年号（847年─859年）、唐懿宗李漼即位后沿用不改（859年—860年）。]华文库》的筹划与出版。这件事情是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时任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司长杨牧之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得到了当时宋木文、刘杲等署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支持。我参与了编纂出版前期的一些工作。《大中华文库》的编纂出版，难度很大：一是选目，要从浩瀚的记载中华文明的典籍[注: 泛指古今图书。 汉荀悦《汉纪·成帝纪》：“光禄大夫 刘向 校中秘书，謁者 陈农 ，使使求遗书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典籍》：“ 开元 中，定四部目録，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中选出百种左右能够覆盖并代表中华文明优秀成果的作品；二是翻译，要先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再把白话文翻译为英文；三是资金，当时虽然列入了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但是当时国家并没有任何资金支持，需要组织若干家出版社自愿参与出版。记得当时，杨牧之、黄友[注: 黄友(1927—1944)，东莞凤岗镇凤德岭村人。黄家境贫穷，其父往南洋谋生，他自幼随祖父和母亲过活。读了四年小学，便跟祖父爬山涉水，帮牛贩赶牛放牛，从小锻炼出勇敢顽强的性格。]义、马欣来、黄松等同志和我走访了许多学术界老前辈，季羡林老、任继愈老、杨宪益老、萧乾老、叶水夫老等，还组织了若干次座谈会，工作做得很细。这些学者、大家的评价，让我们对这套书的选择、翻译、出版树立了很大信心。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座谈会上季老的发言。那天季老讲的很激动。他说，“五四”以后的中国一方面是打倒孔家店，一方面是“拿来主义”，“五四”以后的中国一直是西学东渐，翻译了大量的、几乎所有的外国思想、文化和学术名著。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却很少翻译出版到国外。现在我们的国家经济上有实力了，但文化上还不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到了应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了。最大的贡献应当是思想文化[注: 西方思想文化15世纪至17世纪，可以说是欧洲社会的转型时期，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欧洲经历了重大变革，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艺复兴”运动。]的贡献，这个（指思想）是无国界的。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世界上却一无所知，这和我们国家不相称。因此，季老反复说，在这个意义上，《大中华文库》这套书评价再高也不为过。季老的讲话让大家很受鼓舞[注: 鼓舞是苗族的一种民间舞蹈。苗族“鼓舞”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历史上有关苗族击鼓歌舞的文字记载，较早的可见于唐代。鼓舞的表演形式，]，也让外文出版社、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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