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季老作为一个关心民族国家[注: 民族国家是指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建立起来的，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国民主体建立起来的国家。民族国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是20世纪主导的现代性民族自决和自治概念及实践。]命运的学者，能够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提出治国安邦的观点并且被采纳，这是很大的贡献，也是衡量社会科学学者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
第二个例子是季老关于东西方文化价值、趋势的态度与判断。他认为东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区别是思维模式、思维方式不同。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一分为二；而东方文化注重综合，合二为一”。季老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了西学东渐、东学西渐问题。他认为，“五四”以后的中国是拿来主义，引进西方思想文化来拯救中国，现在西方虽然仍领导着世界科技、文化，但已暴露出很多矛盾与巨大弊端，人口爆炸、资源匮乏、臭氧层洞，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他说：“自21世纪起，东方文化将逐渐取代西方文化，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济西方文化分析思维之穷，把全人类文化提高到发展到一个更高更新的阶段。”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观点一直是有争议的，激烈一些的认为季老的观点是“东化”。这种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很有影响的，当时我们打开国门，看到的是西方的先进科技和文化，对西方崇拜是发自内心的，有点像第二次“五四”运动。许多大学生、青年学者倾心于西方经济、哲学、文化，对博大深厚的中国文化有兴趣者寥寥。现在，已经完全地转变过来了，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化，重新评价中国文化，更加热爱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甚至受到追捧，季老在几十年前属于辩论中少数派的观点，现在已被广泛认同。需要说明的是，当他是少数派观点、较为孤立时，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主张，而当争论远去，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被社会各方接受与肯定时，他从不旧事重提，未有一丝自得。其崇高品格与人格魅力可见一斑。这种对文化价值、文化趋势的前瞻性判断，需要从更高的层面俯视文化发展，需要有把握社会趋势和潮流的洞察力和大智慧，也需要有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勇气。这也是季老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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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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