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年出版图书已逾30万种，但繁荣背后危机明显。公众对出版市场的诟病早已有之，常见的指责是，“在比拼畅销书品种、销量，比拼发货码洋增长率的浮躁风气中，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出版者所应承担的文化责任，丧失了商业[注: 是一种有组织的为顾客提供所需的物品或服务的一种经营性行为。商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商业是指所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而狭义的商业是指专门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营利性事业。]伦理底线”。

    毋庸讳言，我国图书市场上内容低俗、质量低劣之作并不少见，繁荣背后涌动着一股低俗化浪潮，成功学、励志书、生活保健书、明星自传类书籍恰恰是重灾区。美国现代[注: 时间名词欧美所指的时间跨度为:公元后1936年(1936 AD) - 公元后1968年(1968 AD)[现代汉语规范字典] 现今这个时代；我国历史分期上特指1919年五四运动到现今这个时期；有时也指]出版业的先驱人物[注: 何永安[香港富商]-何永安，男，香港富商，前亚姐曹央云丈夫。拥有多间上市公司的富商何永安，高峰期身家曾达3亿美元，后来经营不善负债累累致身家缩水。]之一兰德·劳依墨曾说过：“出版行业是智力的买卖，不断生成思想，并寻找合适的人们去完成、贯彻这些构想。”如何使出版业在品位、格调和效益上共赢，是图书作者和策划者们应该思考的。一味迎合读者，只为满足读者浅层次的阅读需要，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却忽视社会效益的做法，投机取巧的意味明显。

    这样看来，《焚书指南》在表达个体不满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众的不满。这样的“指南”正提供了深入反思的契机，不仅是对个体需求的反思，也是对整个出版生态的反思。即便部分读者的阅读需求导致了成功学等书籍的泛滥，也不能成为我们默认这种泛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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