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出版人写出版前辈的《出版的品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中，我非常赞同主编贺圣遂在弁言中的话：“书的品质是由出版的品质决定的，而出版人的品质又最终决定着出版的品质”，“在所有的品质中，如何处理好商业与文化的关系，是检验一位出版人是否优秀的试金石。优秀的出版人总是以文化追求作为出版活动的终极目标，商业价值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两者发生矛盾不能兼顾时，他们又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文化”。

    这几年出版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是“转制”：事业转为企业。其实，上世纪50年代前，中国的出版社不都是企业？董事长、社长、总经理不都是商人？“做书”是生意，生意当然要赚钱。但是，这些老板们做书绝不仅是为了赚钱，他们都有文化追求。正如张静庐在《在出版界的二十年》中所言：“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

    被誉为中国现代书业第一人的张元济[注: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1901年投资入股商务印书馆，两年后任商务编译所长，1916年任经理，再十年后任董事长。他“将介绍西方新知识新思想的学术著作，作为编译的重点，宗旨是‘为中国开发急务’”，编译出版了《天演论》、《法意》、《社会真诠》等一批西方学术名著；他“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聘请蔡元培、杜亚泉、包天笑等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专家学者编写《文学初阶》、《最新国文教科书》、《最新小学教科书》；他主持编校、辑印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延续中华文化；张元济主持的商务，书刊并举，创办了《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注: 《东方杂志》-《东方杂志》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一份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它创刊于1904年3月，1948年12月终刊，历时45年。]》、妇女、教育、学生杂志；他还创办了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1926年时，涵芬楼已有藏书48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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