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是一种历史形成的社会习惯，是千家万户男女老少须臾不能离开的。对待语文上的差异，应该提倡相互尊重，多理解、尚宽容。大陆地区已经有十几亿人用惯了简化字，要求他们重新改学繁体，怕是不合情理，也难以办到；习惯了繁体的台湾，自可听任其便，逐步多认些简体字更好。台湾有八成的闽南人，把一些闽南话搬进国语，如土豆（马铃薯）、歹命（命运不好）、铁齿（嘴硬，固执）、菜头（萝卜）、有够（非常），正像大陆普通话吸收了许多官话方言（甩、帅、搞、忽悠），这都是正常现象。汉字选择了重表意、轻表音的体制，使之具备了可以标记古今通语、南北方言，甚至兼容中外语言的神力。

两岸合作研究大势所趋

　　汉语和汉字相结合之后形成了鲜明个性，甚至有点特立独行。“隶变”之后，2000年间字形基本不变；单音词为核心、双音词为基础，多用语素合成词语，少用语缀派生；多用虚词连语造句，少有形态变化；根据语用、修辞的需要可以调整语法规则；文言白话、通语方言可以兼收并蓄，却不太喜欢轻易借用外族语词和句法。

　　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就没留下几个日语词，“料理、便当、宅急便”和早期的“政治、经济、法律”一样都是“汉译词”。用惯汉语汉字的华人，也养成了汉语汉字这种“内外有别”的个性：对外“和而不同”；对内“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以同通异、异中求同”。早在1923年，西方的汉学[注: 释义 （西文Sinology/Chinese Studies）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家高本汉在谈到汉语和汉字、文言和俗语时就说过：“中国人要感谢这种很精巧的工具，不但可以不顾方言上的一切分歧，彼此仍能互相交接”。“中国所以能保存政治上的统一，大部分也不得不归功于这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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