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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序旧在卷后,司马公集注,始置之篇首”(见[宋]王应麟[注: 王应麟，现任北京中医药学会儿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专家；北京老医药卫生工作者学会理事。从事中医儿科、科研、教学工作40年。]《困学纪闻》卷十)。《四库全书[注: 《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由总纂官纪昀（晓岚）穷毕生精力，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学士成书于公元1782年3月12日，]总目》说,司马光[注: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注释《法言》时,尚存李轨、柳宗元、宋咸、吴秘的注本,并说:《法言》“旧本十三篇之序列于书后,盖自《书》序、《诗》序以来,体例如是。宋咸不知《书》序为伪孔《传》所移,《诗》序为毛公所移,乃谓‘子云新旨,反列卷末,甚非圣贤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经义’。其说殊谬。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焉。”治学谨严的司马光默认了宋咸的做法,没有把宋咸错误地置于书前的《法言》序移到书后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时书序已普遍在书前的事实,故司马光尊重了现实。至于李清照、文天祥等特冠以“后序”二字,就更说明,至迟到南宋,序已不再置于书后了。
对于古籍来说,除书稿完成时有自序、旁人写的他序之外,往往还有整理者、刊刻者的序。刊刻者的序极似今日的《出版说明》,这对了解其书的特点及其版本源流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如清阮元《刻<山海经笺疏>序》,其中说:郭景纯(按:即晋人郭璞)注,于训诂、地理未甚精澈,然晋人之言,已为近古。吴氏《广注》(按:即清人吴任臣[注: 吴任臣，清学者、藏书家。本名吴志伊，以字行，改字志伊，一字尔器。初名鸿往，号托园。]《山海经广注》),征引虽博,而失之芜杂。毕氏(按:指清人毕沅)校本,于山川考校甚精,而订正文字尚多疏略。今郝氏(按:即本书作者郝懿行)究心是经,加以笺疏……博而不滥,粲然毕著,斐然成章,余览而嘉之,为之刊版以传……嘉庆十四年夏四月扬州阮元序。
这段序文历述《山海经》的各个注本、校本,评其优劣,要言不繁,一箭中的,甚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序文的写作年月,对考察古籍的流传及刊刻情况尤其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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