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北京太平湖畔醇王藩邸槐荫斋，]时期的天桥为单孔石桥，桥长约8米(2丈5尺)，宽约5米(1丈6尺至1丈7尺)，高约1.9米(6尺)，桥上铺石板御路，两侧有石栏杆。据一张几乎仅存的清末老照片显示，这座桥的桥身非常高，似乎能印证那些残存文字的描述。
　　明年施工几乎不影响通车
　　“当时考虑方案四，也是因为桥体会建设在绿化带上，不会影响交通，在施工中也会尽量降低对过境交通的影响。”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说。
　　其中原址“印记”将采用大理[注: 大理市（白语：Guiphet ）位于中国云南省西部，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州政府驻地。大理市地处云贵高原上的洱海平原，苍山之麓，]石等材料，对地面进行铺装。这种施工工期非常短，完工后也不会对周边交通和现有建筑物产生干扰。而“桥”的位置基本选定在南侧绿化带的前端。由于建设了这样一条绿化带，两侧的机动车道将分开成为单行道，交通有可能因此变得更顺畅。
　　记者了解到，由于施工位置只在十字路口南侧的一条道路上，因此对于整个十字路口的影响较少。相关负责人说，绿化带还会成为天桥演艺区中的一处活动广场。行人可以走地下通道进出广场，过街的行人和车辆也可以实现分流。
　　对话 
　　景观重现不是造“假文物”
　　大约是从去年开始，在致力进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人群中，越来越频繁地听到了“景观重现”这个词。作为第一个试点项目，天桥重新建“桥”，是否会如同一些地区重建的“古文化街”一般，被人认为是“假文物”？
　　记者：为何要选择在天桥地区进行景观重现？
　　王世仁：我们说要保护旧城，其实保护的就是旧城所代表的文化。天桥在中轴线上，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按照古代礼制，帝王进行“郊祀”的天坛应该在郊外。明朝时，划定郊区城区范围的“国门”是正阳门，但在清朝改成永定门以后，天坛就被划归到城内，在天坛进行“郊祀”不合礼制。这时，就有必要再修“国门”，将天坛重新划到郊区。乾隆皇帝时期修建了天桥，并刻制了两座方碑放于桥头，这种格局在古代相当于“国门”，这是天桥在礼制上的意义。
　　记者：如果说要恢复“国门”，那为什么又要重建一座桥呢？
　　王世仁：这座桥是有据可考的，在坛路北侧的红庙街78号院里，保存着一座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皇帝亲笔撰写的《正阳桥疏渠记》方碑，碑文记载了当年城南一次“疏渠建桥”的环境整治工程。修路以前，这里有一座可以行车的平桥，在疏渠后，重建的天桥就变成了皇家礼仪专用的拱桥；在1906年整修道路时，又再次恢复了人车混行的功能。
　　这座桥在一组景观中有特殊的意义。清朝当时之所以要建桥，是因为当时这个区域的地面低，比正阳门脚下低两米，比永定门脚下低1米。如果不建桥，意味着中轴线“塌腰”了。当时的桥建得非常有讲究，桥的顶点和永定门、正阳门脚下的地面，能够连成一条直线。可以说，桥是这组景观的核心，也是很需要恢复的元素。
　　记者：对于目前一些将文物建筑搬迁到异地的做法，其实社会上已经有了不少争论，如今要复建一座桥，却还不在原址，您是否会担心这比真文物搬迁更没有味道？
　　王世仁：要重现景观，主要为的是文化意味。在天桥的原址上，桥的基础已经不能再使用；而且这几十年发展下来，地面的交通系统、地下的市政管网都已经形成了。如今的恢复，为的是个念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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