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南京的国民政府大门。

　　上世纪20年代出生的人，按理说应该是地道的民国人。这一代民国人经受了时代的太多试炼。国民革命的破产分裂，然后是决定民族存亡的8年抗战，之后是国内战争的硝烟和国民政府的奔溃，几乎都在乱世。
　　普通民众都有自己不灭的记忆，如果他还是一个以新闻记录历史的媒体人，那更是不可避免地会同很多历史现场不期而遇。身兼历史的记录者和书写者的两重身份，回忆的闸门一经开启，注定会涓涓不绝。龚选舞先生正是这样一个有过特殊角色的民国老报人。报人身份的特殊，在于别人都在忙着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他们是唯一在历史发生的同时，甚至前期已开始冷静地寻找各种材料，几乎是一面重审一面迎接历史。
　　由于这种特殊，包括在业界享盛名的战地记者在内，西方新闻记者有通过文字、影像等形式著史的传统，而且往往成为经典，可以当作一手材料来看。《第三帝国的兴亡》只不过选择的是严肃学术著作的路线，而像罗伯特•卡帕这样用影像记录历史的人，谁又能忽视他作品的史料价值呢？龚先生现在这本《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也可以归为这类作品。
　　抗日惨胜后的山河
　　时代在推动一代人走向前台之时，往往是不由分说的。1946年初夏，龚先生从当时避战内迁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法政系毕业。如果说当初为了家庭经济状况，选择了招考严格、包分配、几乎全公费的政校，算是自主选择；那么此后没有循例去中央部会或各地省府做公务员，而是被分往南京《中央日报》做了一名“额外临时试用助理记者”，就是造化弄人了。
　　抗战胜利复员不久，国内新闻业复苏，业内需要大量的外勤记者。也因着是央报的缘故，他以实习记者身份，居然被派往庐山牯岭，此后更是历经了国内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重大的新闻事件现场，成为历史的见证人，恐怕也是谁都无法预知的吧。央报的官方背景，虽然从新闻独立的角度来说时有尴尬，却往往可以见别人所未见，闻他人所不能闻。这是龚先生的历史机遇，他提供了一份历史的初稿。
　　从龚先生的回忆来看，所谓“国府垮台前夕”这个范畴，或许正是要从他走上庐山这一年算起。当然，易劳逸所谓“毁灭的种子”其实早已埋下。但是1946年毕竟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年随着“重庆客”还都南京，虽然“惨胜”遗下的是遍地的废墟，国内的气象还是转好，普通民众对国家前途开始有了些乐观。多年战争之后不闻枪炮，交通干线附近沿途尽是默然待遣的敌军残余，与军容颇盛的国军形成鲜明对比。有了太平日子总是好事。
　　官方舆论中说，美国经济援助和日本战争赔偿的巨额外汇已被列入计划用来重建山河。抗战后期已然出现的通货膨胀，据龚先生回忆在这段期间也显得缓和。原因是国共和谈正在进行，时局稳定。外汇市场开放，央行放出大量外汇，中央信托局开始处理巨额敌伪财产，街边出现大量美军物资抛售。中国纺织公司也适时抛出大量纱布，因此这年春夏两季，金、钞、粮、棉市场虽有波动，但民众最关注的物价并无继续恶化迹象。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的生活重新变得舒适。
　　这一系列社会情况向好直接催生的，便是国府及其领袖本人的声望达到顶点。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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