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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老报人笔下的汉奸大审:庭审现场乱象迭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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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9-28 12:20: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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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周作人这位素以冲淡闲适、飘然世外著名的高士，却是一个筋斗从天上仙境自落到人间地狱，为了什么？他的困惑符合一般人的思路。知堂这位了解日本，1927年就在《语丝》写杂文同“顺天时报”诱降国人的舆论斗法的文化大家，后来怎么会做了伪教育总署督办？龚先生自己给出的分析偏重于用性格来解释，认为周“自小寄养性格孤傲”、“文艺大家动摇多变”、“没有定性、随波逐流”。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日本文化的影响，以及抗战爆发后知堂以国家力量考量后自己的政治判断。今天这个题目仍然是民国知识人研究的一个不能回避的地方，可惜的是龚先生没有提供出更多的细节。
全书中最使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是周佛海受审时，他的抗辩居然得到众多听审民众的支持。当时每当审判长向周某问话时，群众一无反应，而在周某以普通话慨言他的下海，原是为了留下来照顾深陷水深火热的百姓时，很多群众竟不禁为之鼓掌欢呼？！当时为了扩大审判的影响力，法庭还特别为审理这事实上的头号汪伪汉奸加装了音响设备，哪里想到当庭竟然有这样的事情。这种细节恐怕只有亲临现场的人才能知道。
龚先生分析说，当时庭内庭外数以万计的听众也多是周某当年治下的百姓。表面上他们是来听审，内心里，许多人竟然是赶来替他捧场。说得更准确一点，他们是借为周某欢呼捧场之举，来表现对于胜利还都的重庆客的极端不满。历史不能假设，这种解释可备一说。历史的细节往往是这样，呈现出与常识相悖之处。
周佛海收监之后，本以为自己早作打算，对日有所作为于军统，保全控制区移交于国军有功于国府，能得到宽赦。然因其情节初审法庭秉公执法，并未受外界干扰。后来CC系与陈布雷[注: 陈布雷（1890－1948年），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属余姚市），才华出众，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念及旧情，皆在蒋面前求情，而军统当日或确有某种承诺。以龚先生所回忆，“蒋主席”在汉奸大审初期签发的手令，原则上已将审奸之事完全授权法[注: 所谓授权法就是通过赋予服务人员一定的自主权，唤起他们工作投入感、责任感、创造性，让他们自己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并对自己的决定和行为负责，主动地、真切地、创造地为顾客服务。]曹一直没有干预。
在不得不考虑周佛海的情况后，看得出这位当日国家领袖仍习惯于在体制内运作。他曾托人转消息给首都高院院长赵琛，表明自己的态度。赵当时便将其顶回，说周某叛国情节之重，远在群奸之上，无论是在法言法，或者为整饬民族风纪气节，都不能不判以唯一死刑。蒋原以为即便如此，最高法院仍可酌情改判较轻之刑，不料最高法院刑庭诸公，一样不肯屈法轻判。蒋虽不得已亲函居正、谢冠生[注: 谢冠生（1897-1971）名寿昌，字冠生，浙江嵊县人。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回国后历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法政大学教授。]，明示欲轻判之意，但法曹依然未允遵办，最后，蒋只能自行负责，发出减刑总统令。周案当时轰动全国，案情复杂，经过曲折，法曹可以同国家最高元首对抗至此。
龚先生这本回忆录，让人们见识了民国老报人的文笔和风度，因为这些晚年写作的文字，使人感觉几乎是完整保留了先生早年为新闻业撰稿的风格。无论从叙事、眼界还是背景资料的跟进，都显示出民国报业系统内职业训练当日所能达到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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