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注: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曾写过七篇杂文论“文人相轻”。以往读鲁迅杂文时没太在意，近日因一些感触又翻开重读了一遍。用一句套话，真是“获益匪浅”。

    这感触来自于《文学[注: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报·新批评》一周年座谈会上专家们的发言：有人说当一个批评家很容易，只要你敢说两句真话，就是一个小小的批评家；如果你敢于持续不断地说真话，那你就可能成为一个大大的批评家。此言一出，马上有人作校正[注: 校正：改正稿件中不正确的内容和写法。包括对稿件的事实、观点、语法、修辞、逻辑等各方面的差错的校正，目的是要消灭一切错误，]，说当一个批评家是很难的，因为你不仅要有勇气说真话，而且要说有理有据的真话。

    其实两者表述的观点并不矛盾，强调的都是文艺评论要讲真话。而文艺评论的所谓“真话”不同于新闻报道或非虚构文学中的“真话”，后者表现为事实真相的揭示，前者则表现为对批评对象的艺术判断和分析，因此强调要“理性”，要从作品实际出发，据“理”求真。而这“理”涉及艺术观念、艺术感觉、价值观等等，因此对同样一部作品，有时会产生截然相反的评判也不奇怪。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一方是讲真话，另一方是讲假话，关键在于你所作出的判断是否是发自内心，是否遵从了自己的艺术感觉、艺术良知，而作出的独立评判。

    一个成熟的优秀批评家，在讲真话的背后当然应该有系统的理性的价值评判标准做支撑。现在的问题倒不是缺乏评判标准的建构，那些“学院派”的批评家们，即使称不上“学富五车”，也满肚子国故典籍[注: 泛指古今图书。 汉荀悦《汉纪·成帝纪》：“光禄大夫 刘向 校中秘书，謁者 陈农 ，使使求遗书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典籍》：“ 开元 中，定四部目録，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中外文论，对一部作品的“好”“坏”“是”“非”是不难辨别的，但由于某种“障碍”，他们常常把“坏”说成“好”，把“非”说成“是”，乃至违心地把“地沟油”、“三聚氰胺”包装成“绿色食品”。因而当下强调讲真话反倒成了成为有诚信的批评家的最低门槛。

    那么制约批评家讲真话的“障碍”在哪里呢？郜元宝先生将其概括为中国式的“人情世故”。这类最懂“人情世故”的批评家，就是鲁迅在《再论“文人相轻”》中所讥刺的“和事老”式的评论家，他们“无论遇见谁”，都“赶紧打拱作揖，让坐献茶，连称‘久仰久仰’……”鲁迅说：“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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