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这段近乎测字占卜的文字，从某一方面概括了苏轼、苏辙的性格，预测了他们的命运。苏轼豪放不羁、光照千古，却屡招人妒，一生坷坎。苏轼则未能因父亲取名“轼”而改掉“不外饰”的性格。这“不外饰”的性格，使他对改革派的过激作为和保守派的守旧作风，都进行了坦言告诫，并因此吃尽了苦头。

    无论是以王安石[注: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今江西东乡上池村人）。]为首的改革派，还是以司马光[注: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为首的保守派，都对他不满意，都要排挤他、打击他。“乌台诗案”就是一个例子。出狱之后，苏轼因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而变得心灰意懒，公务之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就是他在那时为自己起的，也算是一种自嘲吧。对于苏轼的遭遇，苏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苏辙的一生，则做到了谨小慎微，游离于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虽然也屡遭贬斥，但终能免祸，尽管不像哥哥那样光彩夺目，却也比哥哥少了许多磨难。后来，苏辙在颍川定居，过起了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有一个较宁适的晚年。

    从苏轼、苏辙兄弟的名字中，我们可以发现某种玄机。“轼”，作为车前用做扶手的横木，诚然对乘车人因车子突然停止而前倾有保护作用，但由其所处的位置十分抢眼，要想做到不招人忌，实在是太难了。“辙”，作为记录车行进的轨迹，虽然少了一些自己的主张，但总会受到“轼”的影响，难免会步“轼”的后尘。事实胜于雄辩，苏轼、苏辙兄弟一生中屡屡被贬、辗转颠簸的坎坷遭遇，恐怕是苏洵在为他们取名时所始料未及的吧？(来源:中国金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