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文史考证，我更钦服严晓星“识小”文字对金庸小说中隐幽人情世故、世道人心之发覆。世间万般书本，说到底都是写人。金庸小说的魅力，固然在于其荷载的深厚文化传统，更在于写透了人性与世情。严晓星循此而入，知人论世，读书得间，故常能在他人轻忽处盘桓咀嚼，深得三昧。金庸修改《书剑恩仇录》时，将周仲英杀子的情节改为怒中失手；《倚天屠龙记》中宋远桥杀子未遂，《侠客行》中父亲宁可性命不顾，也要“护孽子周全”。在列举上述笔墨后，严晓星引金庸随笔《韦小宝这小家伙！》中所说“大义灭亲这句话只是说说好听的，向来极重视亲情人情的中国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律兼顾’的话说得更加振振有词。说是‘兼顾’，实质是重情不重法”，指出金庸在这一问题的思考，日趋温情，贴近本民族心理特点。1977年金庸反思自己《倚天》一书写到张三丰见张翠山自刎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严晓星敏锐地指出这句“舒缓的蕴涵着深深的体会和失落的话”，实则指1976年10月金庸长子自杀这一伤心之事。“平平淡淡十个字，正是作者心血所系，倘若不知其详，闲闲读过，岂不体会不到作者的大悲之心？”此正是结合“今典”读小说的高明之处。《蝶梦记》一则，则引金庸《中国民间艺术漫谈》中提及故乡流传梁祝故事，并称双飞蝴蝶为梁祝之习俗，解读《书剑恩仇录》、《白马啸西风》、《倚天屠龙记》、《连城诀》等书中多处写到蝴蝶蹀躞，主题皆为哀伤和不幸。这种抓住典型意象的读书法，犹如当年鲁迅以药、酒等把握魏晋风度，大大加深了对小说立意的理解。

    人情物理之特殊处，无疑是政治。严晓星不满意当下太多庸碌的传记作者卖力地称呼“金大侠”，而忽视金庸一生以政治融入小说与社论的做法，认为应该抓住金庸的政治情怀这一主线。此可谓的论，超出种种“金学”家言多矣。黄药师其人，离经叛道，至情至性。严晓星剖析这一形象的创作，与1959年金庸与《大公报》左翼阵营冲突而最终离开大有关系，“郭靖还是规规矩矩地向着大侠的未来成长，黄药师却光彩夺目地寄托着他对教条的厌恶与对个性的张扬”。《神雕》、《笑傲》等屡写正邪主题并向“正邪不分”发展，正是60年代金庸不满左翼阵营教条主义而自立门户，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文革”等心路历程的曲折寄托。因此《天龙八部》中萧峰在聚贤庄中与往日兄弟干杯断义，未免是作者“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作者引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提及幼时读《三国》为蜀亡而流泪这一个体经历，解读《鸳鸯刀》中“仁者无敌”四字，认为金庸所说“仁，一是重视和平，坚守和平；二是重视人民生活，改善经济。为政者以此为出发点，就是成功的政治。这种政治定会赢得人心，胜过穷兵黩武和漠视民生的政治”是理解金庸小说的钥匙与金庸的政治思想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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