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三书都说此事与赵普有关，但说法却不一致。据《谈录》，罢石守信、王审琦的兵权是宋太祖听了赵普一次谈话之后决定的；据《笔录》，则是在赵普多次苦谏之下，太祖“不得已”才同意的；而到了《涑水纪闻》，却是太祖、赵普两人共同谋划的结果。如此矛盾的说法，怎么能成为盖棺定论呢？

第三，上述三种史料，对石、王被削去兵权后的出路，说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只说“不令石、王主兵”，有的说他们“寻各归镇”，有的则说他们“皆以散官就第”。到底他们“释兵权”之后干什么去了，没有可以取信于人的一致的说法。

第四，“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不见片语。元末，根据《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等编成的《宋史·太祖记》，对此事也不着点墨，如果真有这件值得当时称颂的大事，《实录》、《国史》是不会不书的。

第五，“杯酒释兵权”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北宋哪一年，以上三本书均没有记载，而比司马光还晚一百多年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说它发生于建隆二年（961）七月。仔细阅读《宋史》可以发现一个很大的漏洞，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初二）太祖母杜太后病逝，六月初到七月初，按照当时的惯例，应是国丧期间，当时朝廷上下不准作乐，更不准宴饮。赵匡胤不可能违反这种礼仪。而且“杯酒释兵权”故事说赵普正担任宰相，而建隆二年时，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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