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是世界三大出版商之一，很多出版机构的一份独立与自尊，出版人物的一份锐气与敬业，都让人感受到一份令人神往的出版精神和文化情怀。人们在总结其原因时，“文化人”办出版是一条重要经验。这里所谓“文化人”，是有文化自觉的人，有文化理想追求的人，他对文化有虔诚感和敬畏心，对企业有荣辱感和责任心，对出版有亲切感和使命感。他的底色是文化人，这与他讲政治、讲经济、讲效益并不矛盾。反观近半个多世纪来，我们缺少出版家、编辑家，也与缺少真正的文化人办出版有关。社会忘记了出版存在的价值是对文化的传布和文明的传承。赚钱是出版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更好地履行文化使命，但若以赚钱为终极追求，是对出版生态的最大破坏，出版本应有它更高的精神追求和更大的文化目标。
出版技术的变革
吴永贵坚持将科技进步带来出版技术的飞跃性变革作为划分出版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这是他拨开层层繁杂，对中国出版发展进程的独特理解。他在先前主编的《中国出版史》后记中说：“新出版技术不仅带来新的文献生产方式，它还同时带来新的文化传播路径和新的阅读接受状态。因此，我们在出版史的宏大叙事中，就不能不格外关注技术因素对出版新范式所产生的拐点性影响。当然，在拐点与拐点之间，诸如政权的嬗递，政体的变更，思潮的起伏，文化的运动，教育的展开，乃至经济的变化，都会投射到出版经济与文化活动中，从而在出版历史长河里，形成圈圈涟漪，或掀起阵阵风浪。凡此种种，共同构筑了数千年生生不息的出版时空大背景。”所谓“拐点”，或改变发展方向，或加速发展进程，动力都来自科技进步带来出版技术的变革，这是当下出版人感受最深的。来势汹涌的数字技术正有横扫传统纸质出版之势，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已经极大地丰富并改变着出版的业态、面貌、方向，也由此演绎出中国出版发展迥然不同的四个历史阶段：抄写时代、版印时代、近现代印刷技术引进和应用时代、当代以数字出版为标志的全媒体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科技进步即出版技术变革带来的新出版业态为依据，是对出版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和把握，避免了以朝代或政权更替为出版划分阶段的简单做法，让出版回归到文化本质，有利于维护出版学科的独立性和人文品格，开展正常的学术交流，更提醒今人要抓住科技进步的重大时刻，加速科技与文化的融合，以科技为动力推进当代出版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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