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从兴修水利开始的群众性运动，和大炼钢铁一样，几乎每条干流支流都筑坝。小水库属于地方管理，很难有一个统筹全流域的科学规划。水利部门只能指令什么时候放多少水，但是企业可能有很多理由并不严格执行。比如，要永定河上游放多少水，山西那边说，我们也干旱呢。水利部门处于很矛盾的状态，恢复生态流量，有的人就认为这样“水白白流走了”，实际上就是卖不了水了。这些思想与观念都需要改变。维护河流生态流量与工农业生活用水，未必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保持河流生态流量应该是最重要的，也是地表水与地下水转换的需要。
谈水与发展 失误有纠正但未到理性高度
新京报：但是你书里也说到，在历史上北京是水资源很丰富的城市？
朱幼棣：北京的水资源原来是充足的，永定河北京以上流域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再加上潮河和白河，流域面积超过半个浙江。永定河上官厅水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坝加高，库容扩大到40多亿立方米，现在为什么年入库水量只有2.5亿立方？而且北京用水光是应急的话，从黄河小浪底调水就够了，这条调水线路都在那儿了。
新京报：你在书里还提到华北过度开采地下水，北京是以红庙为中心形成了地下水漏。
朱幼棣：现在上游的水库层层拦截了河水，河水没法流到下游去，造成中下游彻底干涸，湖泊调节河水的作用也就失去了。华北是主要农业区，过去靠河流灌溉为主，现在靠地下水，农民家家户户用地下水。水库没法灌溉华北平原，引水渠修不了那么长（平原没法建水库，水库主要在太行山里。）过去打深井受到技术上的制约，只能打一二十米。现在技术上不是问题，打100米都没有问题，可以用深水泵。这往往就把地下含水层给打漏了。就如我在书中说的，农村篱笆墙和狗还在，辘轳却消失了。
新京报：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现状吗？
朱幼棣：五六十年来我们经济建设走了很多弯路，对其中的失误教训并未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我们习惯于向前看。后望不是翻旧账，要进行用科学的分析研究。如果过了30年还不去考虑这些问题，失误可能还会继续下去。目前有的已经调整，得到了纠正，但并没有提高到理性高度。这就是我在书中提出的，如东川口一炮打出来的水库，后溃坝造成了几百人死难，为什么不建个“科学发展观教育”基地？彼得·海斯勒（何伟）中国三部曲之一《江城》中写道：“在其他地方，我都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两种不同的历史，一边是自然的，另一个——尽管结果不同——却一直循着直线往前：进步发展、控制”。“中国这个国家早就习惯了做出困难的抉择，而这样的抉择可能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不知道是赞扬，还是有其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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