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香港是个开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注: 位于江河、湖泊、海洋等水域沿岸，拥有港口并具有水陆交通枢纽职能的城市。-gangkouchengshi]，对学术研究者非常包容，当年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不拘一格邀请我赴港大任教，港大给了我一份薪水，让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的研究平台变得非常开阔，我有很多机会与各地学者交流，还可以到世界各地考察学习。

记者：您曾辗转海内外多地任教，这些地区在学术研究上，有无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为什么？

饶宗颐：我在海外各地任教及研究，感受最深的是在法国，他们对我国敦煌文物的保存及珍重，可以说是非常有系统及精密。在日本，对于古代及近代文物的珍视，更是值得我们效法。在日本，就算是古代传下来的一张纸，他们都有系统地记录及保存起来。这是对事物一个“敬”的观念。日本人在做事上“敬”的观念，是来自我们中国。但是，他们发展得更为尽致。

记者：现在很多年轻人感觉做学问很枯燥。从潮州到香港，再到世界各地，这个求学圆梦的过程，您有感觉过辛苦么？您又是怎样克服困难的？

饶宗颐：做学问同做艺术，都是一个苦心，要在苦中求乐。我在香港曾写了一本名为《长洲集》的诗词集，其中有82首“和阮籍咏怀诗”。当时创作这些仅用了5天时间。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那时我带了一把古琴，在长洲岛上的一位朋友家小住，边弹古琴边写作，感觉诗心和琴心相通，这样创作就感觉有乐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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