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寿夫于1946年2月2日在东京被捕，关押在巢鸭监狱，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认为乙级战犯。根据国际惯例，甲级战犯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乙级、丙级战犯则直接由受害国家的法庭审判。在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政府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将谷寿夫引渡到中国，交给中国的军事法庭审判。

1946年8月1日，战犯乘坐的飞机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降落于上海西北角的大场机场。刚上任不久的“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又称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庭长李良即派令主任书记官[注: 官职介绍 官名。民国各级法院（北洋政府时期为大理院、高等审判厅、高等检察厅、地方审判厅、地方检察厅。 掌管事务 国民党政府时期为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主法院）均设，]李业初率宪兵若干人，用一辆十轮军用道奇大卡车到飞机场等候。

下午6时，一架美国飞机在大场机场徐徐降落，谷寿夫和前侵华日军第十师团长、香港“总督”矶谷廉介（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枪决）被押解来华。谷寿夫中等身材，头戴礼帽，身穿绿色军服，脚穿黑皮鞋，手提一只小皮箱，神情沮丧地在美军士兵的押解下走下舷梯。同机押解的士兵用钥匙打开铐在他手上的手铐，然后由上海军事法庭的警官拿出自己的手铐将其铐好，乘上道奇大卡车，在宪兵押解下，来到江湾路1号的上海军事法庭，由法庭验明身份，办毕相关手续后，再押至提篮桥监狱（现为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关押。抗日战争胜利后，监狱内一幢原来专押外国籍犯人的监楼（与关押中国犯人的华人区域分门进出）被盟军借用，从1945年12月起成为专门关押日本战犯的场所，对外称“上海战犯拘留所”。当时，从日本引渡到中国的日本战犯大多关押于此，然后根据审判的需要，再从提篮桥监狱移押他处。

两天以后，即8月3日，上海军事法庭对他进行了讯问。老奸巨猾的谷寿夫在回答问题时避重就轻。当法庭问起他的经历和几次侵华路线时，谷寿夫侃侃而谈，说得很清楚。但当法庭问到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情况时，他则时而装糊涂，时而又说没有听说过，还推脱说：“1937年12月21日我奉命到芜湖，在南京只有一个礼拜，没有听说屠杀消息。”如此等等。

战犯处理委员会第38次常委会认为，谷寿夫系“南京大屠杀”之要犯，决议“移本部军事法庭审判”。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接到命令后，特派该庭副官刘珊率特务营班长和6名士兵，将谷寿夫从上海押至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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