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本是一种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相对薄弱的“纯学术”，由于种种原因，已被冷落多年。不料近来却突然走红，在“官”与“学”双方都引起了某些兴趣，以至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国学热”。“国学”而成“热”，殊为不易。有人认为这是媒体热炒的结果，但媒体为何要热炒这与国计民生原本干系不大的“绝学”？而媒体的热炒为何又能得到相当的呼应？可见，除了媒体的“热炒”外，定有某些更为复杂深刻的背景与因素。

　　其实，原来本无“国学”一说，只是在近代西学东渐且所向披靡的情境下，才有“国学”的产生，以与西学（新学）相区别乃至相颉颃。 但“国学”原无精确定义，举凡有关中国传统的各种道德文章、经济学术等等都可称为国学。因此，从近代开始到本世纪初，国学倒不乏学术之外的社会政治意义。它曾是“顽固派”抵制新学、反对革新的工具，又曾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鼓吹“反满革命”的有力武器。不过，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学”遂蜕尽“杂色”，成为涉世无多、仅囿于书斋的“纯学术”，成为学院派知识分子栖身的象牙塔。因此，在那个时代才产生了一批成就斐然的 “国学大师”，其学术成就大都令人敬佩。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领域也要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取代一切旧的学术传统。对“旧知识分子”影响殊深的国学自然首当其冲，对《红楼梦考证》的批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进行非常严格的“思想改造”的重要内容。国学因而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被严厉批判，于是再次被赋予一种难以逃脱的政治意义：在这种情境下，如果仍坚持“国学研究”，就意味着拒绝“思想改造”。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国学”又重新复出，经过近20年的发展，终于成为今日热度空前的“国学热”。90年代“国学热”对传统文化的“全盘肯定”，与80年代“文化热”中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但正是充满激情也因此不无偏激的80年代 “文化热”，将传统文化的许多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摆在人们面前，迫使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更加冷静、理性、细致的研究和思考，“国学研究”自然而然提上日程。事实上，梁漱溟及“新儒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和思想，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就日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不过，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大力提倡和支持，“国学”最多只能成为“知识界”研究的热点，很难成为今日铺天盖地、席卷全国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