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斯特劳斯这个发现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走到西方传统学术思路之外的一条岔路。传统思路，是把自然与文化对立起来，可是“乱伦禁忌”现象，却是自然与文化的融合，它同时是这两者，它消解了自然与文化对立的假设：既没有纯粹自然的东西，也没有纯粹文化的东西，自然与文化相互隐含，否则，就没有人类和人的文明。

　　“乱伦禁忌”是文化的黎明，它的丰富内容并不是在禁忌中消耗殆尽的，它的精髓，是建立起一种交换关系，无论是男人交换女人，还是女人交换男人，只是对同一种现象的不同说法，换汤不换药。更为重要的，还要记住，这条基本规则的本质，并不在于禁止，而在于开放。就像列维-斯特劳斯说的，与其说乱伦禁忌是一个禁止与母亲、姐妹或女儿结为配偶的规则，不如说是一个被迫把母亲、姐妹和女儿奉献给他人的规则，这是一个“捐赠”的规则。

　　“乱伦禁忌”与用金钱换亲没有任何关系，女人可以用钱换来，但是不可以乱伦的规则绝对不得违反。为了这个规则，一方面，你娶了人家的女人；另方面，你家的女人，就得奉献出去，给人家的男人当老婆。

　　就这样，从这里开始，从早期的亲缘社会过渡到完全向陌生者开放的现代社会，展开了社会的丰富性。

　　让我简单回顾一下当代杰出的几位法国思想家离世时在中国的境遇：1980年，萨特逝世。不久，中国知识分子中掀起了“萨特热”，几乎酿成中国的新思潮。随后，批判声响起。但是，21世纪后的“以人为本”默默地为萨特平了反——尽管平不平反，萨特已经一点儿也不在乎。萨特只比列维-斯特劳斯年长3岁，但是整个80年代，在中国，除了“象牙塔”里的几个学者，几乎没有人知道列维-斯特劳斯是谁。

　　1984年，福柯逝世，与列维-斯特劳斯当时在中国的命运一样，在当时中国，除了几个人，没有人知道谁是福柯。但绝对出乎意料的是，199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福柯的名声在中国青年学子中如日中天，我的单位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年轻学者们，几乎不在文章中引几句福柯，就好像没有学术水平，况且他们的专业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已逝知名作家王小波的夫人、社会学所李银河关于性和婚姻的研究，近年在国内影响甚大，她的理论灵感中的重要资源，也来自福柯；1995年，德勒兹逝世，但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也是近几年的事情了，尤其是中国搞电影理论和文学艺术(特别是摄影、建筑、雕塑、绘画)的年轻人，简直对德勒兹如醉如痴，其原因，大约也与福柯曾经说过的一句戏言有关，这位德勒兹的亲密朋友断言：21世纪是德勒兹的世纪；还有2004年逝世的德里达，这位在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者中间有世界名声的法国哲学家，尽管其理论十分晦涩，在当下中国，绝对不缺少“学术追星族”；最后一位，是2007年辞世的波德里亚，一个专门研究网络和消费社会的法国哲学家，时下在中国学界同样非常有市场。那年国内某刊物采访我，让我对波德里亚逝世发表看法，记得我当时说，他的逝世，标志着他那一代思想大师整体离去，他是最后一位。现在看来，我当时显然忘记了他的老师辈儿的列维-斯特劳斯。

　　是的，列维-斯特劳斯真是太老了，他在顶峰，在最高处独自享受着孤独。

　　当然，我忘记提到名声决不次于以上各位的拉康(1981年逝世)，他是精神分析哲学家；还有利奥塔尔(1998年逝世)，他是“后现代主义者”；还有已逝的、同样享誉20世纪世界学术界的阿尔杜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罗兰·巴特——结构主义符号学文学批评家，梅洛·庞蒂与列维那斯——现象学家……

　　刚开始，我本想只列举几位，但是，心太慈，因为还有其他大师地位一点不差。可是，现在我突然发现，必须停笔了，否则文章就成了名单表了——这是一件令我们深思与困惑的现象，论人口和国土面积，法兰西只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规模的省份，但思想大师的数量远远地……比我们多。

　　为什么呢？我们可以靠行政命令，办一件世界规模的大事，因为我们人多；但是，唯有思想大师这件事儿，是命令不出来的，大师要有大师的土壤。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写了《论法的精神》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让我引一段他的话作为结语，不用分析评论，因为他的意思非常清楚：

　　“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法国人。或者，作为人我是必然的，而作为法国人，我是偶然的。如果某件事对我是有利的，而对我家庭是有害的，我就在精神中排除它；如果事情只利于我的家庭，而不利于法国，我就设法忘记它；如果事情只利于我的国家而不利于欧洲，或者有利于欧洲而不利于人类，我就视它为犯罪。”

　　我认为这样的精神境界，才是出大师的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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