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剧作家萎缩惊人

　　“谨祝戏曲文学在历经西化、异质化以至边缘化的劫难后，收复失地，返本开新，重新成为一剧之本，亦使表演重新成为舞台中心，作家重新成为演员导师，中国戏曲重续千年香火！”在不久前常州举办的“首届编剧读书班”上，当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季国平念起剧作家王杰仁为某编剧论坛发去的一纸贺信时，所有与会人员无不为这位老编剧对戏剧事业的爱心和苦心所打动。

　　把全国部分中青年编剧召集到常州来“读书”，缘于中国剧协今夏召开的一次“全国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现状信息交流会”。《剧本》杂志社副主编黎继德向笔者回忆说：“我们预知当前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现状不容乐观，于是请来各地代表进行交流沟通，结果一看调研报告大吃一惊，没想到全国剧作家现状‘惨’到这份上，简直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戏剧编剧既少又老，佳作奇缺

　　上世纪80年代初，吉林有省、地、县三级剧本创作队伍，号称“山本五十六”，即356人。如今，这些剧作家几乎百分之百退休。“当前我省能够写大戏的不足10人，而在这10人中，有5人在潜心创作电视剧，另外5个坚守在戏剧舞台的，姑且可以看成是他们的生命所爱吧！”吉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宋存学无奈地说。

　　广西的剧作家也老的老、退的退、走的走，目前能写大戏的不足10人。广西戏剧家协会主席、编剧常剑钧一不留神成了当地的“地头蛇”，广西有影响的大戏几乎都出自他之手。“在前不久结束的广西剧展上，15台大戏由我编剧的就达3台，可除了悲凉外，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看不到前面的人也看不到后面的人。我的搭档梅帅元随张艺谋赚大钱去了，我省的编剧阿丘也跑去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去了。”常剑钧字字句句透露着孤单。眼下唯一令他得意的是：他把广西的知名娱乐记者胡红一“挖”进了编剧队伍。

　　北京的剧作家现状比较特殊，一方面舞台空前活跃，一方面编剧人才匮乏，除了北京人艺外，北京市属剧院团只有王新纪一个编剧，也已步入退休年龄。如此推想，真不知北京的那些戏剧都是哪些“神笔”炮制的。

　　陕西戏剧创作中心副主任谢艳春前不久对陕西全省的剧作队伍进行了详细调研。据不完全统计，陕西省目前仅有十几名专业编剧。从2006年至2008年9月，全省编剧新补充8人，而在这3年中，3人去世，9人离退休，编剧队伍进出倒挂。而位于西部地区的贵州省情况就更不乐观了：省直六团的在职编剧只有两人，其中省话剧团一人，省花灯团一人。

　　而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目前仅活跃着3名编剧，其中两名兼做行政和其他工作，只有一个半人可供使用。上百个剧团奇缺剧本，嗷嗷待哺。由于导演、演员的力量和编剧的力量严重不成比例，部分知名编剧只得频频赶场，改编传统老戏，移植国外戏曲，“一鸡三吃”，或将过去压箱底的习作翻出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艺术节上演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类的传统老戏，新编戏和现代戏匮乏，也就不奇怪了。

　　“十八棵不老松”难以撑起戏曲的明天

　　剧作家队伍近十年来迅速萎缩和跌落，许多剧作家廉颇老矣却无奈“退而不休”，仅存的硕果成为当地的“活宝”，这种现象不能不引人忧思。在采访中笔者发现，社会地位低、待遇低、作品不能体现个人意志、作家的辛劳得不到价值认可，是导致剧作家匮乏和流失的主要原因。当前业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流的编剧待遇不如三线的演员。歌星唱一首歌，出场费二三十万元人民币，影视编剧写一部20集的电视连续剧，每集至少能挣到一两万元，而戏剧编剧写一部戏要花一年甚至好几年，至多也只有八九万元的收入。

　　就拿中国剧协的两个奖项：颁给演员的“梅花奖”和颁给编剧的“曹禺奖”来说，每届“梅花奖”颁奖各地都抢着主办，而“曹禺奖”却没有几个城市愿意接手。另外，“梅花奖”获得者除了获得不菲的奖金外，地方还给予每月几千元的津贴，而“曹禺奖”却几乎什么也没有。“演员一旦获‘梅花奖’，就好比‘五子登科’，演员和剧作家的待遇天壤之别。”黎继德感慨道。

　　除了待遇低、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外，编剧的社会地位也不高。“社会上常常不拿剧作家当作家看，中国作协会员中很少有编剧，一些文学评奖也经常把剧本和编剧排除在外。如果不对编剧的社会地位给予重新估量的话，编剧队伍将会更加萎缩。”魏明伦说。

　　此外，剧作家要能禁得住自己的作品被反复改动和折腾。剧作家姚远的一部话剧作品在众多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