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一些文艺学研究忘记了关注现实、学以致用，盲目照搬西方文艺理论，玩味各种名词概念，有的博士论文十数万言，却无己见，成了西方思想的解说词——

　　文艺学应有中国立场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文艺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艺学学科建设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过去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文艺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是惊人的，文艺学成为各类人文社会学科研究中的显学之一。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当下的文艺学研究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文艺理论研究“时尚化、话语化和利益化”现象突出，一些文艺学的博士生缺乏问题意识，让人深感担忧，如不引起重视，将会影响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学者不能甘作西方思想解说员

　　审视当下的文艺理论研究现状和文艺学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问题突出：一是研究脱离中国文学艺术的实际，一味重学理层面的研究，名词概念满天飞，为学术而学术，背离了探求真理、学以致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初衷；二是盲目照搬西方文艺思想，严重忽略我国文艺思想资源的挖掘，更鲜有立足当下和本土文艺创作的新思想、新理论的产生，失去了自身的立场和声音；三是缺乏建设性的主题研究，各自为战，重复研究太多太滥。这三个方面的具体事实表现是：为数不少的研究者不关注当下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的现状，把精力多用在对西方各种文艺思想的解读和阐释上，并以此自诩为领风骚者，于是言必称弗洛伊德、巴赫金、福柯，书必写精神分析、狂欢理论、后结构主义；或张口索绪尔、德里达、伊格尔顿，闭口符号学、解构主义、文化批评，似乎不谈这些就不是“圈子里”的人；种种术语概念如绕口令，纠缠不清，却常充斥于文艺学的课堂上和一些所谓的学术会议中。在这种风气影响下，攻读文艺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也以研究西方某个理论家为时尚，对其文艺思想的解读和阐释动辄十万言、十七八万言，就是不见多少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似乎我们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就是为了给西方的思想家当解说员。有学者将这种现象戏称为“大学里的青年才俊谋求学位和职业地位的智力游戏与技艺展示”，可谓一针见血，这些也正是我们的博士生越来越缺乏问题意识的重要原因。

　　文艺学应当学以致用

　　众所周知，文艺学是文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又受到文学实践的检验和修正，并给文学实践以指导。文艺学的这种功能是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当下的文艺学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忘记了文艺学学科自身的这种规定性。我们的学者既不关注文学实践，更谈不上去总结文学实践，其理由是文艺学要“学术化”，推而言之曰：既然要学术化，就要有科学性；要讲科学性，就不能不从概念到原理、从体系到话语来一番新的构建。这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在为文艺学的发展做学理性的建设，实际上却使文艺学越来越背离了它赖以生存的文学创新与发展的现实土壤，让这门本来来自实践的学科自觉或不自觉地躲进了狭小的象牙塔，让其在更多人的视野中被陌生化。世上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学术，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都是要为人类社会服务的。学以致用，这是任何一个普通学者都应该明白的道理。就拿西方学者来说，从康德到黑格尔，从弗洛伊德到伊格尔顿，没有哪一个思想家是为追求某种学术而研究理论的；恰恰相反，他们都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去探讨人类的精神问题、生态问题、生存空间问题等等，为解决人类各种心灵困惑寻找出路，无论是原型理论、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还是存在主义、接受美学、终结理论等等，无不如此。如果我们所研究和创立的所谓“学术化的文艺学”，不能解决我国文学艺术的现实问题，又远离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这种“讲科学性”的“学术化的文艺学”又有什么意义呢？

　　文艺学要有中国话语

　　我们强调文艺学的实践性，并不否认文艺学也是一门发展性的学科和开放性的学科。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普及，使人类的各种知识越来越呈现出交叉、融合、贯通的特性。文艺学也不例外，在发展中势必要吸纳各种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种有益的实践和经验，但绝不应该把文艺渲染作一种跨边界甚或无边界的万能学科，似乎什么思想都可以装进文艺学里来，却一点也解决不了我们所处的现实中的问题。吸纳、接受的目的是为了丰富和发展自身的内涵，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如果推动了自身的边界，也必将推动其固有的特色，到头来只能成为什么都不是的大杂烩。同时，吸纳和接受的过程也应该是消化、为我所用的过程。稍具常识者皆知，西方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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