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听乐先生讲话，与读她的文章感受是一致的：自由畅快，坦诚率直。

　　“人云亦云，我从来做不到这一点，即便跟老汤(汤一介)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争论，他有一些儒家的理想，而我更喜欢道家自由放达的精神，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听见不顺耳的话想驳他就驳他两下，也不管他是谁，要不是这样我就当不成‘右派’了。”

　　上午十点，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棂照进书房，洒在沙发后背上，逆光中，爱笑的乐黛云眼底闪着明亮，谈往事今朝，笑声抒怀，相当动人。

　　对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向往，让她从17岁便与北大结下不解之缘，至今已有一个甲子的时光。

　　在上世纪50年代风云变幻的时势中，她曾被无情地裹挟，戴上了各种莫须有的“帽子”。而她，却始终坚持自己独立的判断，不苟且，也不阿世媚俗。“风暴”中与她同被打入另册的好友裴家麟曾经赞叹：“衰朽丛中有绝色”。

　　一道道人生关口，她的选择常常出人意表。“文革”结束后，已半百之年的她远赴哈佛求取新知，回国后另起炉灶，开创了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体系，为当时僵化板结的学术状态带来了活力，“仿佛郭襄开创了峨嵋派一样”，80年代爱听乐先生课的孔庆东说。

　　她坚定地“走向世界”并“勇于吸收”，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在她的执著推动下，从边缘到显学，用十几年时间走完了西方一百多年走过的路程。

　　费孝通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曾引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乐黛云也将此作为自己的人生态度——在世俗的风风雨雨中，不管别人怎么评价，自己已像一叶轻舟走了过来。

　　为人“坦诚率真近乎天真”

　　硝烟弥漫的1948年，17岁的乐黛云不顾父亲反对，在众多名校抛来的“绣球”里，选择了她最为钟情的北大，毅然从贵阳北上，来到了烽烟滚滚的北方，从此，她亲历了北大一个甲子的风云变幻。

　　“那是非常奔放的、迎接解放的时期，炮声隆隆。我是民主青年同盟的，分给我们的任务是，调查北京哪些建筑绝对不能炮击；还在月光下打着手电校对一本书，地下工作那时非常符合我的浪漫精神。”

　　20岁上下的乐黛云，很长一段时间的人生观，是前苏联小说《库页岛的早晨》里那句“生活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

　　毕业后她留在了北大中文系担任系秘书，意气风发、敢想敢干的她，决定为年轻教师的学术文章办一个刊物，取名就叫“当代英雄”。1957年5月她兴致勃勃地向教授们募捐。

　　可此时的政治风向已现变化，她的导师王瑶已敏锐感知到了，“王瑶先生把我狠批了一顿，说这都是反党的，简直胡闹！我们就立即停下了。”果然，6月“反右运动”开始，翌年2月，乐黛云在“反右深入化”中被挖了出来，一夜之间变成了“极右派”，开除公职、开除党籍，每月16元生活费，下乡劳改。

　　多年后，季羡林曾这样评价乐黛云的性情与她的遭际：“她为人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大刀阔斧，绝不忸忸怩怩，决不搞小动作。有这样秉性的人，在政治运动中不被溅上一身污泥浊水、戴上五花八门的莫须有的帽子，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而事实上，她也确实没有能幸免。”

　　恐怕很少有人能承受这份无妄之灾带来的苦痛和绝望，然而，乐黛云天性里达观的一面，却让她平静地渡过了劫波。戴着“极右派”帽子下乡改造，修水库、垒猪圈的她“竟在劳动中感到一种焕发”；1962年底，她返回北大时不能教书，而被派到资料室注释古书，“真是因祸得福，正好补一补古文基础”，她暗自欢喜；1969年在江西鲤鱼洲建北大分校，前途渺茫难测，她想到了归隐田园，“不做知识分子了，我做农民还不行吗？有间自己的茅草屋，房前种豆，房后种瓜，前院养鸡，后院养鸭，自得其乐。”

　　有一点超脱逍遥，不会太执著，乐黛云说，这是自小打下的基础，“我父亲是学西方文学的，崇尚浪漫主义，家里的书都是西方的小说、诗歌，雪莱、拜伦的作品我很小就读，还有徐志摩办的《新月》杂志，我的性格受到了这些思想的感染。”

　　半个世纪后，她在《四院沙滩未名湖》一书中这样写道：“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帮了忙，‘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似乎想明白了，倒也心安理得，下乡改造时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

　　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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