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欧美学生讲课，乐黛云想，不能只讲“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吧，于是讲了当时不应该讲的曹禺、徐志摩、艾青，为了让学生深入理解，她不得不进一步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从中她惊奇地发现，王国维、鲁迅、茅盾、郭沫若、田汉、陈独秀、傅斯年等人都曾受到尼采的深刻影响，这个一直被视为鼓吹“超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尼采，竟是20世纪初中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之源！

　　于是，她80年代的第一篇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发表在了1981年第一期北京大学学报上，文章引起强烈的反响，还吸引了她班上的美国学生薇娜·舒衡哲——一个年轻的历史学家的注意，在她引荐下，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专程到北大与乐黛云见面，邀她到哈佛访问一年。机缘巧合，乐黛云的生活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1981年到了哈佛，从未接触过比较文学的乐黛云一头扎进这个领域，辛苦而又快乐地吸收新知：“一开始根本听不懂，白天上课用录音机录下来，晚上反复听直到弄懂。”结束哈佛访学，又一个运气到来，她又被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邀为客座研究员，接触了更多新的理论。

　　美国归来的乐黛云，好像积攒了很久的能量忽然爆发了，她不知疲倦地讲学，带来了大量的新理论、新方法，她没日没夜地写作，追求突破，乐黛云进入了她的学术生命繁荣旺盛的黄金时代。

　　在文化反思热潮中，她与汤一介一道参与了中国文化书院的筹建。在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张岱年诸先生的支持下，他们举办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首期报名学员达12000多人，一时蔚为大观。

　　而在当时学术界和文科大学里，已涌动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潮。1985年10月，由36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发起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成立，乐黛云被选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她在大会致辞中兴奋地宣告：“在这里我们已能眺望到那无限辉煌的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前景。”

　　自此之后，乐黛云以最大的热情投入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研究，担负起启蒙的任务，同时她奔波于欧美、非洲，在国际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她的同事和老友洪子诚先生说：“在乐黛云那里，走向世界、勇于吸收一直都是一个坚定、重要的命题。”

　　1990年，她获得了加拿大麦克马斯特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随之担任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在世纪之交，她被英国传记学会授予20世纪2000名世界杰出学者银质奖章。

　　退休八年从未停下工作

　　“我好像很少想到自己多少岁，其实也不好，现在腿一不好了就非常泄气，很多会也不能去参加了。”乐先生在陈述自己的“烦恼”时依旧笑意盈盈的。

　　乐先生70岁才退休，用桃李天下、著作等身来形容一点不夸张，可是当她第一次拿到退休工资时，“想到不再是教师，不再有自己的学生了，心中仍不免凄凄惶惶。”

　　这时候，90岁的季羡林先生安慰她说：“70岁是人生的另一个起点，我的很多书都是在70岁以后才写成的。”季老的话给了她无穷的动力，退休这八年来她从没有停下过工作。

　　近三年，乐黛云颇费心力的一件事，是培养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招收的5个博士生,“过去我的学生都是中文系的，英语交谈、看原文书都不太行。这几个学生都是北外毕业生，英文好、看原文书很快，我要试试看怎样把他们培养好。”她把两个学生送到国外搜集资料，一个去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福柯的“异托邦”，一个去了奥地利做布莱希特和东方文化研究，“我自己对福柯研究得也很不够，我就读很多福柯的书，跟着学生一起来做这个论文。”

　　除了带学生，乐先生还在主编已有十年刊龄的《跨文化对话》，以及《当代汉学家》等几套丛书，同时她也在帮汤一介先生的英文论文集做编辑，忙碌程度并不亚于退休之前。“不为其他目的，我就是做我喜欢做的事，能做多少做多少，所以可以很平静地来做。”乐先生十分笃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