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所触及的，都是国家大事。何建明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一件件大事摆在自己面前时，起点和使命都变得不一样了。2000年，何建明又完成了《中国高考报告》，详尽记录了这个高考大国的高考实景，《美国之音》、《纽约时报》都来采访，被介绍到十几个国家，先后被日本等国家选入大学教材。何建明成了大学里的风云人物，连续做了100多场报告，大学生们追着他再接着写校园里的故事，何建明有意再写一部《大学有病》，但后来因故改写成了《问题小孩》，出版时改为《恐惧无爱》，完成了自己的中国教育“三部曲”。中国的教育涉及国家的大层面乃至影响到世界。他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写一部优秀的作品是如此重要！它承担了文学责任和国家的使命，自己必须好好采访，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国家总是需要关注，需要表达。

　　忧患意识来自独立思考

　　报告文学作者是时代的记录者。“有的人说我是主旋律创作，歌功颂德。”写了30多年，何建明对各种误解或误读早已坦然处之。他认为，报告文学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批判一种是歌颂。前者是一股气，像拿着机关枪到处扫，这也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

　　在“国家叙述”的宏大叙述中，凝结的是何建明对一个时代、一段重要历史的负责任的记述，其间有他对这个时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事实调查与独立思考，而这一独立思考也代表了一个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及人民的那种真挚感情和使命式的思考。“在这种思考和叙述中我无法回避一个基本事实：我们伟大的时代和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的人民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它们都是值得我们以饱满的热情去讴歌的。”何建明说，不能以为歌颂就不是我们文学的责任，相反，这是当代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任务。文学承担着对社会的批评责任，这种批评首先应当是建立在对民族和国家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的态度，没有了这种态度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建设性批评。

　　报告文学是承载着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一种特殊文体。何建明曾说：“我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感召力有时并不比政策条文小，我希望自己的文字除了有普通读者喜欢看，领导干部们也能从中受到启发，从而对他们的决策有建设性。”所以，他要求自己写报告文学时首先得是政治家、思想家、社会学家，最后才是文学家。

　　国家叙述更要体现文学性

　　反映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报告文学是最能直接反映和揭示现实生活的文体。作为从事报告文学30年的“先锋人物”，何建明有资格这么说。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20多年中，报告文学更多的是关注社会发展和人的命运，它以最敏锐的视觉和最高涨的热情以及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不停地记录和颂扬着我们的改革开放成果，同时也以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以及现实忧患意识，承担着批判和揭露那些在变革中呈现的某种丑恶现象与不正之风。

　　从 《国家行动》、《国家利益》、《北京保卫战》，何建明开始有意识地进入国家叙述的状态，想把国家大事件记录下来，必须提供给读者有益有效的信息。从《国家行动》改成电视剧开始，他的作品进入国家叙述更注意艺术性。

　　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被张艺谋改编成同名电影，苏童的《妻妾成群》被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很多作家的作品因为改编成影视剧而被更多的读者或观众熟知，影视对作品的推动毋庸置疑，为什么报告文学作品就很少被导演青睐？

　　原因就是缺乏文学性。进入国家叙述，完成叙述的使命，必须把文本文体最大化，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效益和读者面。

　　一直以来，报告文学作品“墙内开花墙内香”，圈里传播得很广，缺乏大众读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重要的一条是，一些报告文学作品不注意文学性，仅仅是材料的堆砌，重视了事件的新闻性、题材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作品的文学性。今天报告文学影响力不够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传播性。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可以拿来当小说读的。他说，从创作角度看，“国家叙述”由于其对象的重大和重要，如何把握好主题的分寸感以及所容纳的信息量、基本事实的准确性、文学性和时代意义，都将是对作者创作功力的一种考验，它需要作者站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并建立这样的视觉远瞩和俯瞰意识。同时必须娴熟地把握事实与艺术之间的处理手法。当然，这其中的创作情感和创作立场的构筑至关重要。只有把国家的最高利益和人民利益联系起来，为党写为百姓写，站在百姓立场上写，作品才有生命力。“党的利益代表大多数百姓利益。我认为两者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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