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清廉

　　“清廉”这个词应该是专指仕途之人的。胡适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写文章教书办杂志，似乎与这个词不沾边，但他毕竟出任过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后来也担任过所谓“中研院”院长，在国民党那样一个贪腐的环境中，胡适能否保持清廉，不致堕落成他一直批评的对象，这对他是个考验。应该说胡适做到了，保持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纯正本色。这里仅举他担任驻美大使生病的一例。

　　1938年9月13日(美国时间)胡适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0月6日正式上任。他必须迅速适应角色转换，必须处理前任大使王正廷先生的遗留问题，此时陈光甫来美进行战时借款，他必须尽力支持配合，10月下旬随着广州、武汉的相继失陷，中国是和是战，美国朝野充满疑虑，胡适再次发挥特长开始四处演讲，告诉美国各界中国将长期抗战到底，从而坚定美国对中国抗战的信心。就这样胡适累倒了。

　　才上任不到两个月。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哈莫涅俱乐部发表了《日本的对华战争》的演讲后突发心脏病。由于胡适根本没想到是此病，第二天中午仍坚持进行了一次演讲，之后实在坚持不住才请医生来诊治。确诊后立即送往长老会医院。

　　这一住就是77天，直到次年2月20日胡适才得出来。遵医嘱，必须休养到6个月才能正常工作(其实住院期间他实质上已开始了工作)，5月9日，胡适回到大使馆办公室办公。

　　胡适这次生病完全花的自己的薪水。住院77天，按全价算应该是近六千美元，医院知道胡适的身份后，对他十分优待，给他打了六折，胡适最后只交了三千多美元；医院还为他请了最有名的医生利维专门救治，胡适出院后，利维又来看了他70次，按价应收五千美元，最后也只收了一千美元。尽管如此，胡适仍付出了四千美元，虽然他是在公务活动中累病的，完全可以让国家担负，但他知道国家正处在艰难中，哪怕一分钱外汇都是十分宝贵的，这四千美元他没有让国家担负一分钱，全是自己掏的腰包。胡适当时每月薪水是540美元，自己要开销，还要担负远在国内的一家的生活，所剩不多。这四千美元一下就用了他8个月的工资，日子该怎么过？胡适没有向别人向国家叫一声困难。

　　一下要用这么多钱，胡适无法拿出。好在两个好朋友在身边——爱国侨商李国钦和陈光甫，他俩先替胡适作了垫付。

　　国民政府知道胡适生病后，也没有袖手旁观不理不睬。恰是在这里，胡适显示了清廉的本色。

　　行政院长孔祥熙汇来了三千美元，他知道胡适一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己没有好感，至此时，傅斯年仍在对他进行不依不饶的批评，他也知道直接寄钱给胡适可能会遭拒收，因此便把钱寄给了李国钦，让李在胡适交医药费一时拿不出时充上。李国钦收到钱后，知道胡适不会收，在胡适不知情的情况下垫上，胡适知道后会生气的，而此病恰不能生气，可这钱代表的是国民政府的态度与心愿，又不能断然马上退回，李国钦只好先收在那儿。胡适出院将四千美元七拼八凑交出后，李国钦说出了这一切，并将钱慢慢采用其他和缓的做法退了回去，胡适非常赞同李国钦做法。

　　且不说胡适是因公务累病的，也不说国民政府已经把钱汇来，胡适好友张慰慈先生此时在给胡适的信中，对重庆的现象进行了描述：“政府里的一般人还是以做官为目的。”很多人都是在“鬼混”，“在这两年来的抗战之中，受到最大损失，甚至家破人亡者，都是中下级人员，中上级人员鲜有损失者，不但如此，并且其中很有不少的人反而因之大发‘国难财’”。这不是共产党的批评，这是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此时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客观公正的。单就此，胡适即使拿了这钱，良心上似也没有什么好不安的，但胡适恰恰没有以任何一个理由收下此钱，哪怕自己再困难。于清廉之外，我们又看到了胡适以国家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大义情怀。

　　在胡适住院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

　　胡适生病那两次演讲讲的是同一内容。演讲中胡适以华盛顿军队于1777年12月17日被困福奇山谷紧最终胜利作比中国抗战。胡适说这个日期时，害怕听众误解，他显弄记忆力，顺嘴插了一句，为什么对这个日期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自己的生日就是这一天。没想到听讲的人中有一位叫亨利·S·格拉泽尔的先生，他的生日也是这一天，他没想到自己的生日日期在美国历史上具有这样的意义，听了胡适的演讲，才明白了这个意义，高兴的是还和胡适先生生日同一天，他记住了这件事。回到家，他立即给胡适寄了一百元，要胡适将此捐给中国战时救济，“作为我们同生日的纪念。”胡适刚入院没两天，稍好转后，李国钦告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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