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说，中国在文化的领域里消失了。中国政治形态、社会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其特征。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已经渐渐不能算得是中国人了。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在世界里面已经“没有了中国，没有了中国人”。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

　　一、当对中国文化做历史估计

　　《宣言》有其独自的中国文化进化观。其中说：从太古到秦汉，中国文化处于上进的阶段，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大放光彩的时代。但到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化就停顿了下来。宋明虽然还有一个新发展，综合了固有的儒、道与外来的佛学，但并没有超出过去的范围，主要还是因袭的东西。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发生质的变化，西方文化进来，中国文化从睡梦中觉醒。表现这种觉醒的是洋务运动，又有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变法。宣言对洋务运动持批评态度，说曾国藩与李鸿章发起的这场运动，其实还是技艺的模仿。评判戊戌变法则说其是政治上的抄袭，仅做皮毛的改良，一概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出于如此的局面才有辛亥革命的爆发。

　　不过《宣言》也认为中国文化到近代出现了危机。《宣言》作者开出的药方是“文化的手段”救中国。作者说：中国的革命遇到了挫折，内部危机四伏，外患侵入不已，由此感到单是政治不能救中国，还要有“文化的手段”，于是就发生了以解放思想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这个运动使人的思想“为之一变”，促成了一个伟大的国民运动，其间虽有种种的波折,但“中国的政治改造终于达到了相当的成功。”[1]既然中国政治已经有了初步的起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工作亦当着手，而且更为迫切。”[2]

　　《宣言》反对复古,也反对崇外：“有人以为中国该复古；但古代的中国已成历史，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长”，但中国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现在是农业的封建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交嬗的时期，和已完全进到工业社会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要注重中国的“空间、时间的特殊性。”

　　为此，《宣言》提出有关文化建设的五个认识：

　　其一，中国是中国的，有其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自有一定的时代性。要“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所谓中国的本位文化，这个“本位”是什么呢？回答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本位就是“此时此地”，就是“中国的”与“本土的”。

　　其二，徒然地去赞美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是无益的，徒然地去漫骂与诅咒中国的制度与思想也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的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3]

　　其三，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的，是应该的。但是在吸收的过程中要选择，吸收其所当吸收者，拒绝所不当吸收者。文章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对西方文化“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4]

　　其四，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其创造的目的是恢复中国的文化特征。这个特征在当前已经失去了，将失去的寻回来是本位的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如果找回来了，并且发展起来了，“中国与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5]

　　其五，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抛弃大同的理想，是首先将中国建设成为“一整个健全的单位”，“在促进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

　　要而言之，中国既要有自我的认识，又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又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文章说这种认识才是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深切的认识”。

　　《宣言》还说，不守旧是淘汰旧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开拓出新的道路。不盲从是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在从善如流的态度中，保持对本位文化的自信，“仍不昧其自我的认识”。文章强调要有科学的态度，以科学的态度去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清算过去的错误是供给目前的需要，确定将来的方针。“用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6]

二、“反动空气”——胡适对《宣言》的定义

　　胡适于1935年3月31日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可以说是对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的直接批评。

　　胡适说，十教授在他们的宣言里，曾表示不满意于洋务与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但这是很可惊异的”，“因为他们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7]胡评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文化原因说，他们的失败，只是因为他们的主张里，所含的保守的部分要胜过破坏的成分，只是因为他们太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就是这个原因他们的维新政纲到后来是失败了。[8]

　　胡表示忧虑，辛亥革命是维新派所不敢要求的，因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理所当然就要“毁了那个‘中国本位’”。然而在辛亥大革命以后，“‘中国本位’依然存在”。[9]胡说，“何健陈济棠戴传贤诸公的复古心肠当然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萨孟武何炳松诸公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只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何健陈济棠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盘复古：他们购买飞机大炮，当然也会挑选1935年的最新模特儿；不过他们要用2500年前的圣经贤传来教人做人罢了。”[10]

　　胡将“文化复古”说成是一种“反动空气”。他认为《宣言》的作者虽然强调“不守旧”，但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有着保守的心理在作怪。《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时髦的表现。只是他们的保守心理是托庇在折中与调和的烟幕弹之下。因此，《宣言》作者最大的错误是不认识文化变动的性质。胡适的观点可具体整理如下：

　　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是一种文化既成为民族的文化，自然有其绝大的保守性。

　　第二，凡两种不同文化接触时，人们可以通过比较与直觉，选择取舍，如钟表的传入与武器的引进等。思想与文化属深层文化，是最不容易被摧毁的，所花的力量必须最大。

　　第三，在整个文化变动之中，"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11]"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为文化的淘汰选择是没有'科学方法'能做标准的。"

　　第四，"文化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所谓本位就是"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他说不管制度是如何的变，物质生活是如何的变，思想学术是如何的变，"日本人还是日本人，中国人还是中国人。"总之"中国本位"是"不必劳十教授们的焦虑的"

　　胡在文章结尾时带总结意味说：我的愚见是，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太大。一切肯望前看的人们，应该“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以此“打掉一点我们老文化的惰性与暮气。”

　　不过胡还是退了一步，“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面真有着无价之宝，是受得起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洗涤的。此后中国的“老文化”，将“会因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的。”

　　胡说现在大谈“文化的创造”为时过早，“总之在这个我们还只仅仅接受这个世界文化的一点皮毛的时候，侈谈‘创造’固是大言不惭”，而大谈文化折中“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12]

　　三、陈序经本与胡适站在一个立场上

　　陈序经，广东文昌人，留学美国后，曾经担任岭南大学教授，中山大学与协和大学讲师。又为南开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等职务。他的《中国文化之出路》对中国文化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文化之出路》[13]发表时间较之《宣言》早，但其实中国文化背景相同，所以在论述《宣言》时，提及陈序经的观点也不属赘言。

　　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说：今天的中国文化正在经历一场大选择，在找着出路。出路有三条摆在中国人的面前，由此中国文化界也分成三派：其一是主张保持中国固有的文化，其二是提倡调和的办法，其三是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西洋派。陈序经明确主张中国文化的彻底西化，他认为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中国走第一与第二条道路，唯一可行的道路的第三条道路：全盘西化。当今世界的趋势既不允许复返回古代的道路也不允许应用调和折中的的方法。第一与第二条道路的缺点是，前者昧于是文化发展的道理，后者昧于文化一致与和谐的真义。前者误以为环境与时代不变，所以圣人立法可以用诸万世，而施诸万世。而后者的认识错误在于以为文化的全部好象是一所旧房子，可以拆散它，看看那块石块可以利用，那个木料可以保留，其实文化是完整的，是不可以拆卸与分解的。[14]

　　他说之所以主张全盘吸收西方的文化还出于以下两个理由，第一是西方文化的确比我们的文化来得进步，第二是西方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与不喜欢，毕竟是现在世界的趋势。

　　他认定：从发展上看，在艺术、在宗教以及军事文化、教育、哲学、文学等各方面西方都比中国好。从理论上说，西洋文化是世界的趋势，是现代的趋势。在西方文化中可以找到中国文化的好处，在中国文化中却找不到西洋文化的好处。在精神方面孔子的道德并不比柏拉图好。民治与科学，中国都没有，都需要从西方引进。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的一切的政制已经是西洋化了，就是大家所穿的衣服也已经全面的西方化。西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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