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因何滞缓的问题，著名学者王亚南先生早在1947年以《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回应西方经济学家的相关提问，认为是中国特有的官僚制度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治乱相循，以致在周期性的震荡过程中耗尽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起来。所以，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只有王朝的更迭，而无社会性质的根本性变化。这一研究，虽然有马克思主义思维，但又离马克思主义远了些，因为它应合了自由主义洞穿世界历史的一句名言：“古希腊是民主制度的故乡，古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思想新锐王学泰和任不寐，又都提出了“流民”、“灾民”和“暴民”说，描述中国走不出“大循环”的历史现象。视角新颖独特，发人深省。这些学者，不管其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如何不同，但思想锋芒都是直指政治制度，都在唤醒人们致力于对统治权力的驯服，并不是要拿民众开刀为最终目标，当然也不是让无知而浅薄的“学人”拿来卖弄个人博学。       但是，这些可贵的思想，到了伪自由主义手里，要发挥的作用就不一样了。他们一方面生剥这些学说中的词藻，在没读过这类书的年轻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多才和思想锐利，一方面完全放弃了对制度的追问，同时怀着刻骨仇恨，把中国历史落后的罪名加在民众头上，把对现实的最大威胁锁定在民众身上，把民众当成中国社会的头号洪水猛兽。他们认为，民众的社会行为，最终结果都是产生皇帝，搞封建专制。因此，他们对处于泪水和血泊中的民众的维权行为，恨得咬牙切齿，说他们必然毁灭“改革成果”，带来复辟倒退。有的公开提醒当局，说民众可能“动乱”。他们通过大量的偷梁换柱式的言说，吸引对上述学说感兴趣的知识人和准知识人，建立清高自负的“精英情怀”，享受个人“清醒智慧”的自淫，从而戒备民众，厌恶民众，敌视民众，完成了对民众的妖魔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完成，意味着对知识人和准知识人的洗脑成果有效，为权贵解除了大量后顾之忧。       请看他们从事洗脑后的具体成效。最近，有人竟然在网上公开说：要说当官的混蛋，那老百姓就更是混蛋。发言者虽然逻辑混乱，痞味十足，但结合其他文章来看，也可以算个准知识人吧。这不能说是整个知识界的观点，但至少可以说知识界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不是当前的制度问题，也不是权贵阶层的问题，而是老百姓的问题。所以，老百姓该打该杀！这不是冷酷无情二字可以概括了的，而是直接主张血腥与恐怖。       长期以来，笔者对知识人堕落成残忍的、毫无人性的纳粹分子不可理解，而今则从被歪曲了的先进思想同权力的结合中找到了答案，真令人嘘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