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文革，无疑是思想进步。正因如此，否定文革的进步思想也成了伪自由主义作恶时穿上的外衣。       文革之祸，源于高度的专制；否定文革，应该从否定专制入手；吸取文革教训，无疑也应从根治专制入手。而人和人不一样，利益追求不一样，否定文革目的也就不一样。所以，并不是说只要是否定文革的，就都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都是在否定和根治专制。权力失而再得的官僚和新贵否定文革，同民主派否定文革，所否定的内容是不同的，目的也是不同的。但伪自由主义把官僚和新贵的目的包藏起来，把他们放到与民主派等同的政治价值上，蒙骗了许多人。还是丁学良先生最清醒。他在《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的四种办法》中认为，文革“‘不得人心’，不得民心是次要的，要害是不得官心，当权者1949年后首次受到全面剧烈的冲击。三年大饥荒更不得民心，但由于干部受害很小，对政局的影响不如文革”。所以文革之后，没有多少人为普通平民遭受的苦难说话，而首先掀起的是“老干诉苦”大潮，配合“老干平反”，以恢复被文革打得稀趴烂的官僚体制，稳固权力。当权力稳固，有了经济掠夺的专制实力之后，“反思文革”也就停止了，涉及文革内容的作品都列入禁区了，当然就更不用说否定文革的专制本质了。伪自由主义对文革的否定，也到此为止，画上句号，开始担当起利用否定文革来为特权服务的新任务。谁要严厉批评腐败，他们感到痛心，就嚷道：怎么，又要搞大批判了，啊？谁要是对权贵的批评言辞尖锐，击中要害，他们就大叫：红卫兵又来了！谁要是敢把揭露贪官罪恶的上访材料撒在街头，他们就出来狂嚣：这还了得，又要搞四大了！这时，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上身虽然穿是的否定文革的华丽胸衣，“魅力四射”，下身却同权贵穿的是一条裤子，肮脏不堪。他们让文革成了异议者的耻辱柱，谁对权贵的批判不合他们的心意，就把谁往这根耻辱柱上钉。于是，对权贵掠夺本来就失语的知识界，更是战战惊惊，欲言又止，嗫嚅含糊，生怕成为“文革式的恶人”。       言路的堵塞，助长了权力的疯狂，加剧了社会的危机。当这个危机没有化解的出口时，文革情绪真的来了。所以丁学良先生不无忧虑地说：“对我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一方面对文革中的残暴行为、文革对于中国社会带来的破坏，永不能忘怀；另一方面我也忧虑的看到，随着改革过程中腐败和特权越来越严重、官僚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官商勾结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多，文革式政治似乎又成了解决中国毛病的一剂猛药——这种观念和情绪在中国社会里一天比一天强烈，你喜欢不喜欢都要正视。”       伪自由主义者会正视吗？他们从来没有说文革情绪的回潮源于权贵作恶，反而继续以否定文革为名来为自己贴金，为堵塞言路出力，让权贵继续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