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刺绣过程中，如果为了避免侵权而对底稿进行修改，那么进行百分之多少的修改才不算侵权？”姚建萍说，“绣娘不是企业家，最多只能说是艺术家。绣娘也不可能请很多的艺术创造团队来专门设计、创造，何况设计、创新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绣娘也不具备这种实力。专注刺绣的传承和发展，不是在底稿上，而应当是在技法上。”

　　“从法律层面讲，不论是不是复制原作，未经他人同意进行临摹其实就是一种侵权。”苏州大学教授董炳和分析说，整个行业都避免不了这样的问题，这对刺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无疑十分“严峻”。

　　让每一个作品都取得原作者的同意，对绣娘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从画家角度来说，也不见得都会同意。董炳和说，对刺绣非遗的保护，更多的是对刺绣这种技艺的保护，而不是色彩、构图等。因此，一审法院用“停止侵权”的方式判决，而不是像其他书籍盗版等知识产权司法判决中采用“销毁已成品”有合理性。

　　“从司法保护促进传统文化发展的角度上来说，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灵活适用现有规定，同时为刺绣等行业的发展献言献策，是我们亟须面临的问题。”朱劼纯说，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当尽快考虑建立苏绣行业的知识产权中心，建立相关合理使用的制度，为纷争发生后提供权威的侵权鉴定问题；另一方面也应当对现有的著作权法进行修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方面考虑诸多传统因素，还可以考虑建立“非许可但需付费制度”，由行业协会主导解决知识产权问题，以促进苏绣的健康发展。

　　著作权法中无现成答案

　　非遗司法保护面临诸多障碍

　　采访中，记者还得知，苏州市中院在2004年5月底受理的另外一起案件，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司法保护主题密切相关。作为原告的苏州评弹老艺人于少青以苏州市评弹团侵犯其评弹作品《康熙皇帝》的著作权为由，将评弹团告上法庭。该案一度震动了江浙沪两省一市的评弹界，被称为中国“说唱艺术版权第一案”。

　　于少青诉称，《康熙皇帝》系其创作的作品，多年前他曾应邀给被告演员无偿进行了授艺，但之后被告却未经原告同意，擅自组织演出原告创作的评弹作品，甚至录音录像并许可他人播放，严重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于少青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苏州市评弹团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而被告苏州市评弹团则认为，《康熙皇帝》源自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清宫十三朝》，原告不享有著作权；即使被告演员演出了原告作品，也由于演出的演员是原告的学生，按照评弹行业传统当然可以演出。

　　后来，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该案以原告撤诉结案，但由此引发的评弹作品的保护问题也引起了评弹业内的持续关注。

　　“‘拜师’是否就意味着‘许可’？传统题材作品如何固定？每个艺人都会受表演环境、本人兴致的诸多影响，而有不同的‘现场发挥’，徒弟的创作成分如何区别？诸如此类的‘口述’作品，在著作权法中找不到现成答案，这些都是司法审判中面临的障碍。”朱劼纯说，“已经出现的这些案件，虽然还仅仅是‘个案’，但却冲击着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这些问题，都是亟须‘厘清’和加以解决的。”

　　本报苏州12月20日电

　　本报记者 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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