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的世界，我熟悉的尊敬的老人纷纷离开。我的外祖父母的离开，沈从文先生的离开，汪曾祺先生的离开，施松卿先生的离开，张兆和先生的离开，现在是杨乐云先生的离开。喧嚣的世界，他们在天空好像礼花绽开，闪动出宝石的光彩。我们站在地面，在旷野上，仰望他们，目光被他们带去深远处。我们孤独。”

　　电话通了，一直响着，一直响着，没有接听。这是一个半月前的上午十一点。杨先生出门了？天气阴晦寒冷，老人能到什么地方去？风这么大，她能到哪里去？

　　再等等，再等一下。我就要放了，电话那边终于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喂——”

　　她说天气坏，还没有供暖，但是房间里不算冷。她说自己的身体还好，就是没有力气。我同杨先生谈了赫拉巴尔作品要重新出一个“纪念版本”，很快就出来。过些天，新书出来了，我就去看望她。杨先生那天在电话里同以往完全不一样，不多谈工作，可也并非敷衍，一切让我做主。现在回想，这最后一个电话，是那么异样的短促。电话挂断了，我没有什么想法。过不多久，新书一出来，就去看她。

　　可是，现在，我能到哪里去看杨乐云先生？我手上捧着新版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我想起杨先生说过的话：赫拉巴尔这个作家真好，真想把他的作品抱在胸口。现在，我就把《过于喧嚣的孤独》抱在胸口，把杨先生抱在胸口。

　　走过了一生，工作了一生，经历了二十来天的挣扎，昨天(指十二月十四日)中午两点钟不到，著名的捷克文学翻译家杨乐云离开了。喧嚣的世界，我熟悉的尊敬的老人纷纷离开。我的外祖父母的离开，沈从文先生的离开，汪曾祺先生的离开，施松卿先生的离开，张兆和先生的离开，现在是杨乐云先生的离开。喧嚣的世界，他们在天空好像礼花绽开，闪动出宝石的光彩。我们站在地面，在旷野上，仰望他们，目光被他们带去深远处。我们孤独。

　　如果没有杨乐云先生在《世界文学》1993年第2期翻译介绍赫拉巴尔的代表作品，也许我们至今也不会欣赏到这个伟大作家。在同杨先生十几年的工作交往中，我感觉到老人非凡的工作热情和纯真的生活乐趣。她老人家一直为我的出版工作翻译校订、答疑解惑、建言献策。直到今年初，还在热心通知喜欢写作和阅读的朋友聚会。这以前，有过两三回在杨先生家的聚餐。大家拥挤着，热热闹闹。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老人衣着整洁，脖子上系一条紫色纱巾，端庄，美丽。她家中的摆设日用极其简朴，但是，一切都洁净分明。她会烧非常地道的西餐汤，那个讲究和滋味，我不会忘记。

　　有一次，我拿个问题给杨先生。我问：“杨先生，您说说看，怎样可以做个好的文学翻译家？”

　　杨先生忽然神情庄重，说：“好的文学翻译，首先汉语要好。”

　　我明白先生讲的。我说：“杨先生您的这个意见，恐怕就真有人听不懂。”

　　杨先生笑笑，很淡然。然后，我讲个真实笑话给她。我说：“比方我称呼您‘杨先生’，结果那天就有个老大不小的人质问我，女的怎么能叫‘先生’呢?应该称呼‘女士’！那我也不能称呼您‘杨老师’了，而是要叫‘女杨老师’。”

　　杨先生笑出声来。

　　我很想看看杨乐云先生的书桌。她说：“乱的很。”在一个背阴的极小的房间，书桌上凌乱地摊开着许多工具书，还有打开的电脑。我惊讶一位年近九十的老人，居然是用电脑写作，并且还能在别人的指导下发发电子邮件。

　　杨乐云先生的头脑思维一点也不僵化。我们所谈，都是最新话题。她身上没有老态，她不教训人。她除却年龄，什么都是和我完全平等的。

　　可是，有个事情让我对杨先生不快乐。一次，我对她说：“杨先生，这个赫拉巴尔的作品从捷克文直接翻译，首先是在内地集中出版的。您在公众场合说话，人家还以为台湾出版了，然后我们买来的。您知道，赫拉巴尔是我们最先组织翻译出版的，然后才把译文版权出售给台湾，甚至我们把经过编辑加工完成校对的文字直接拷贝给台湾出版商。”

　　杨先生说：“啊呀，我怎么总是弄混，对不起对不起。”

　　后来，杨先生当着我的面聊天，还是把这件小事情搞混，我却再也不对这个话题进行纠正了。因为，我清楚经过我们十多年的组织、翻译和出版，赫拉巴尔这位经典作家是怎样在台湾岛声名鹊起。在台湾，赫拉巴尔的影响，远远超过内地。当时，我们计划翻译出版赫拉巴尔，也不是非要他成为畅销，我们最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树立一个良好的出版品牌，做一个文化的引进和积累，给中国当前的文学创作点滴启发。杨先生她十分清楚，赫拉巴尔在中国内地，就连多数作家和专业文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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