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与刘半农

　　【读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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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新文学史上两位热闹的人。新文学肇始，最需要反响———特别是来自“反”的那一方面的“响儿”，苦于一时不见，两位就商量着制造一个。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历数新文学的坏处；刘半农则一一予以驳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双簧信”。真刘半农骂倒假“王敬轩”，新文学乃告成立。这件事情现在看来，有些行为艺术的意思。

　　钱玄同能假扮“王敬轩”，因为他旧学根底深，他与陈独秀、胡适同为《新青年》三杰，但他很少写文章，只发表一些通信，对陈、胡表示赞同，以他名教授的名效应，已经足够有分量了。他还提出一些激烈主张，如废汉字等，反对者只顾反对这个，结果别的新思想也就顺利通过。后来他成为“疑古学派”的精神导师，废姓改称“疑古玄同”，也令世人侧目。

　　刘半农早先是“鸳鸯蝴蝶派”，没有学历，据说在北大为美国博士胡适所鄙视，遂弃教授之职到欧洲苦苦当了五年多留学生，考得一个法国博士回来，接着当他的教授。

　　钱玄同和刘半农都是性情中人，写文章倒在其次，虽然都是散文大家。钱玄同“述而不作”，深入思考，提供观点，鼓励别人写作，自己很少动手，甚至授课都不写讲义，只做图表。刘半农兴趣广泛，无所不能，写诗，翻译，搜集民谣，校点古籍，考古，谈音乐，还有摄影。两位都没活到多大岁数，刘死时四十三岁，钱死时五十二岁。他们晚年，都被讥为“没落”，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两位作为五四代表人物，一直坚持的是文化批判立场。另外他们都是“业余作家”，各自有其专业，而且都是绝学。钱玄同集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传人于一身，是经学和小学大师；刘半农是语音学专家，他们不过是继续从事其学问研究而已。刘半农往绥远调查方言，为虱子叮咬，染上回归热去世，乃是以身殉职。钱玄同最后抱病为故友刘师培编辑遗著，死而后已。若两先生者，无愧乎“道德文章”一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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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晚年对两位有过批评。刘半农死后，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说：“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后来就被论家视为盖棺定论的话。

　　几乎与写《忆刘半农君》同一时间，他在《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中说：“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两者“合起来”，可能才近乎鲁迅心中“或一形象的全体”。

　　而有关刘氏，他在此前八年已经讲过：“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但总而言之，书籍具在，势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业，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可见鲁迅并未对他那更重要的一方面视而不见。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所谓“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未必是全面评价。

　　刘氏的确写些性情文字或消遣文字，但是他也还有别的作为，譬如所撰《与张溥泉》(一九三二年)和《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一九三四年)，都是笑骂交加、慷慨激昂之作，若论社会批判的锋芒并不在鲁迅之下。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只有两个人真正写得好骂人文章，一为鲁迅，一为刘半农。刘氏又因对文字特别敏感，笔下另有一番特色，如《与张溥泉》中所说：“呜呼，政府尝以沉着诏吾民矣。证以事实，沉则有之，着则未见，是沉沦也。”即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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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曾在私人通信中说：“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一九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致章廷谦)

　　终钱玄同一生，似乎所重视的是最终取得什么结果，他自己宁肯只起一点催化作用。对他来说更大意义在于发现。他诚然是“空谈”，但“倾耳而听者”未必不因此而“做实事”，而且鲁迅自己的《狂人日记》就是经由他催生而成。说来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若干重要篇章都离不开钱玄同的“空谈”或催化。

　　鲁迅与钱玄同交恶，多半出于钱氏所谓“迁怒”；有一次近乎冲突，如《两地书·一二六》所载：“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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