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同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需求紧密相关。只有文化教育事业的兴旺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为辞书繁荣提出客观的需求并提供发展的条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自1979年以来，中国辞书的编纂和出版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繁荣的阶段，不仅数量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1989年10年间出版了各类词典3000多种，每年平均出版300多种)，更突出的表现在质量的提高和品种的多样化。如方言词典，双语词典，专科、百科词典和年鉴手册等工具书无不应有尽有。特别是反映国家辞书水平的大百科全书也出版了。

　　各种大型辞书、工具书的面世，反映出中国辞书的新面貌。信息化社会需要语言高度规范，人们规范意识增强，与时俱进、专门为促进语文规范的辞书应运而生：《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等系列规范辞书开始编写出版。各类辞书的大量编写和出版，使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编写经验。体现在“条目”、“注释”和“检索”3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条目”。收编条目的完备和恰当，是保证编好一本辞书的前提。有的计算机作为收编条目的工具，可以按具体辞书内容的范围搜集并建立语料库，统计出不同条目的使用频率，按具体辞书的要求和规模，从高频到低频选择条目，避免了过去辞书漏收、错收和滥收条目的弊端。

　　“注释”。注释的质量决定辞书水平的高低。注释好一个条目，需要对该条目进行义素分析、比较，注出它们之间的区别性特征已成为共识。

　　“检索”。检索方法科学和方便与否，是近年大家探索的问题。在同一种“索引”中，还要力求做到规范统一。比如汉字的部首索引，首先就需要统一部首。部首统一后，还有具体字的归部问题也需统一规范。当前辞书的检索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只有尽量做到以人为本，才会充分体现辞书的价值。一本辞书内容不实用或使用不便就会失去读者，也就不能发挥社会作用。我们是一个辞书大国，但我们过去还没有鲜明地提出过辞书编写要以人为本的要求，我们在辞书编写的实践中对科学性、学术性和准确性等注意得多，这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对以人为本却注意不够，这是不应该的。以至于国外有学者说我们是学者编学术性的词典，也就是说我们的词典编写对以人为本重视不够。

　　“以人为本”应该是我国辞书发展中要注意的大问题。我仅就自己工作中以及所见到的语词辞书的情况，谈谈以人为本的问题，以进一步提高我们辞书的编写质量。

　　以人为本要尽量适应读者需要，严格针对读者实际需求编写词典。众所周知，我们有专科、百科和语词等词典，常见的弊端是语词词典收录了不少未进入一般语文生活的专科、百科词条。这些词条显然不符合语文词典的要求，对一般学习语文知识的读者价值不大。反过来说，专科、百科词典收入一般常用的语词，也是不合适的。即使某些进入了一般语文生活的百科语词，如果在语文词典中按专科、百科词条严格的科学含义去注释，冲淡或不注意该词语进入语文生活中的一般意义，也是释义中的缺陷。

　　一些有明确对象的词典，如小学生、中学生等使用的词典，收字、收词和释义方面也有大大超过他们需要和接受水平的情况。这些现象不少是由于强调所谓系统性或全面性造成的。本来这些原则没有错，但怎样运用到具体的辞书中就有研究改进的空间。小学阶段语文大纲要求学2500个常用字，如果适当照顾课外阅读和写作的需要，收4000字~5000字不为过，但如超过7000通用字恐怕就值得考虑了。在释义上，也要注意充分调动小学生大脑中已有的信息，紧密联系他们的生活实际，努力用他们的语言来解释某个词的词义。例如，好几本词典里解释“醋”字都说是“有酸味”的液体“调味品”；而解释“酸”字却说“像醋的气味或味道”，以甲释乙，以乙释甲，不好。如果把“酸”释为“像青梅、食醋那样的味道”，尽管不十分贴切，但是总比原来的解释更能让小学生理解、接受。又如，当词典释文中用“不一一列举”时，是不是可以改为“不一个一个地举出”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呢？有些释义可采用例释法，如“吃”这个词，现在释义都啰嗦复杂，如用例释法把“吃”释为“吃饭”的吃，学生可以从已知的知识(吃饭)推演到未知的知识，即“吃”这个字表示的意义。

　　实用、解决读者的实际问题是重要的原则。词典的内容要适应读者要求，特别是收条和释义，更要满足该词典特定读者的需要，解决他们希望解决或可能遇到的问题。从体例上说，要尽量方便读者，最好在同一条目中解决问题，一般不要让读者参见其他条目，绕圈子，更不要对语言中分歧的现象采取两可的态度，给读者使用造成人为的困难。总之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