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的联系趋于冷淡

　　查1936年《鲁迅日记》，“诗荃”的名字，仅出现过三次。第一次，1月29日，“午前得诗荃诗稿”；第二次，4月8日，“上午得诗荃信并稿”；第三次，7月2日，“下午诗荃来，未见”。师徒两人的联系何以趋于稀疏乃至有点冷淡了呢？我们不妨稍加讨论。

　　1月29日鲁迅所收到的诗，为徐琥春节第一天所作，开篇八句:

　　夜起千门战，风飘一旦开。散花惊献岁，飞蕊积瑶台。欲访山阴戴，同挥梁苑杯。泥涂困曳尾，粉絮畏欺腮。

　　末两句有注:“时余出门，暗中总有人尾随。”诗中还有这样的句子:“惧流羌笛怨，易结楚琴哀。”有自注云:“此乃廋辞，意先生解之”。

　　4月8日的“信并稿”:豫才先生:

　　奉上《宗教论》一本，请先生转致《译文》杂志。无论刊登与否，我将来要这原稿。

　　奉上我深沉底祝福。

　　诗荃上四月七日于爱麦虞限路四十五号7月2日的见面，许广平先生有回忆:

　　文稿尽在为他介绍，但他来访的次数渐渐减少了，因为先生不大和他多所谈论。即有所谈，也觉到微妙地相左，如此陪客，确也很苦。况且后来先生身体多病，又没有许多时候接见。……最后一次，“此公”来了，我告以先生病不见客，他一句不说就走了。一刹那买了束鲜花直冲到楼上……先生似理不理地躺在藤椅上……谁知这又是最后一次相见呢。他敬爱先生，先生是晓得的。见面时无话可谈，原是思想的距离太远。

　　可想当时的情景:徐琥献上花束，并深深地鞠下躬去，然后转身又冲到楼下出门了。他的心被刺痛了，他弄不清楚先生为什么不理睬他，他哭了，并感到委曲。

　　关于意见的产生，许广平先生谈到过两点:一是徐琥曾劝说鲁迅不妨参一下禅，悟一下道，那样可以少争些闲气，于健康大有好处，为此他还手抄《悉怛多般怛罗咒》赠与鲁迅；二是他要求鲁迅转稿时再作誊抄，以便收回原稿(这要求确实有些过分！)。我们今天来看这两事，似可作同情的理解:于前事，徐琥无恶意，鲁迅不爱听。其时非如现在，那当儿黑暗之气“如磐”，重重地压在人民身上，鲁迅犹一“大力神”，赫剌克勒斯，肩鼎闸门，放光明进来，让青年出去，哪里有瞬间腾挪的工夫？正如他自己所言:“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于是徐琥之诚意的“讽劝”，一转而成“风凉话”乃至“退堂鼓”了。于后事，徐琥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多加小心，采取自以为必要的措施，无可厚非，毕竟柔石牺牲了，杨杏佛、史量才又相继遇害。只是常常这么“搅扰”，谁都会起不适的反应，况且鲁迅那么忙，身体又那么不好，即便是权宜之计，也要不理睬一下，否则，真是吃不消了。还有一点，即许广平先生提到的“思想亦不一致”，这是鲁迅给黎烈文的信中谈到的:

　　“此公”盖甚雄于文，今日送来短评十篇，今先寄二分之一，余当续寄；但颇善虑，必欲我索回原稿，故希先生于排印后，陆续见还，俾我得以交代为幸。

　　又说到:

　　其实“此公”文体，与我殊不同，思想亦不一致，而×公××，又疑是拙作……(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那时的徐琥正在翻译尼采，之后又译叔本华和歌德(《葛德自著之浮士德》，商务印书馆，1939年)。在思想上，亦处于兼收并蓄的时期，并且精力充沛，随想随发，出之便是五光十色。鲁迅则不同，目标坚定，主旨一贯，譬如战士上战场，“端起枪来打他一个正着”。或许鲁迅所说的“思想”，正与“想法”同？“想法”不同，问题则没有那么严重。许广平先生说徐琥“……而自处复老气横秋，殊少青年凌厉之态”。这话殊与另外一句话“他天赋极高，旧学甚博，能作古诗，短评，能翻译，钦慕尼采，颇效其风度”有别了。或许鲁迅的话较为允当，说他“年未‘而立’，看文章，虽若世故颇深，实则多从书本或推想而得，于实际上各种困难，亲历者不多”。这话，实际上也是一般读书青年的通相。也许徐琥身上这种隐隐的倾向与鲁迅的确“不一致”？因为鲁迅对彼时的学术状况颇有微词，指出那些“光怪陆离”的学问，似是而非的“大言”，如操刀进毒，斫伤我们的“自心”。在鲁迅本人，仍是坚持以文学为武器进行韧性的战斗。其实，这“不一致”又可谓殊途同归，因为师徒二人都是精神上的独行侠，虽取方式不同——一文学，一学术，但前进目标不二——民族精神的进步！

　　1936年10月18日，鲁迅在日记上只写下了两个字:星期。是日，鲁迅旧病复发，喘息不止。第二天5时25分，巨星陨落，鲁迅逝世。22日下午二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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