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春燕 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博士后，渤海大学教授，渤海大学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曾为辽宁省作家协会第三、四、五届签约作家，现为辽宁省作家协会特邀评论家。近年来主要从事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出版有 《风景颗粒——当代东北地域文化小说》等学术著作。

　　不管“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句话是怎样的断章取义，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总体评价不高是毋庸置疑的，而那些借“垃圾”之说来表达自己对中国当代文学失望情绪的人更是不在少数。与“垃圾”说相反，也有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很高，认为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北京大学的陈晓明教授就代表了这种观点。

　　对一个事物的评价竟是如此针锋相对，虽然有人用辩证法来解释“垃圾”与“黄金”的辩证关系，但垃圾与黄金在一般的价值估定上还是具有天壤之别的，也就是说，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判断上，大家所持的并不是同一种“度量衡”。

　　现在面对中国当代文学乱糟糟的局面，重估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应该说是必要的，中国当代文学要真正健康良性的发展，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厘清，但我们如果不找到一个共同的价值评判标准，那么这次重估最后的结果也必定是公说公的，婆言婆的，不但无法达成共识，甚至连真正的交流辩论也很难进行。

　　中国当代文学已有了60年的历史，而60年来，我们对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评价在不断地翻云覆雨，这也与我们的评价标准不断跟着形势修改有关。文学还有没有一个相对恒定的评价标准，还有没有一个获得大家认可的价值体系？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无价值的？这个世界无论多么多元，总是要有些共同的认知和基本的秩序。

　　既然中国当代文学“好”与“不好”都是相对的，那么这“好”与“不好”的参照系是什么？是跟自己过去比,还是跟人家现在比？这也是个问题。

　　我们当代文学的60年，其实前30年面目还是比较清楚的，只是涉及怎么评价它的问题，这后30年，尤其是后20年，面目多少有些模糊，一方面是文本数量的急剧增加，一派繁荣景象，一方面是文学精神和灵魂的凋零，文学普遍处于虚脱的状态。如果说有些影视明星是从三级片起步，然后一件件穿上衣服，我们的文学却是走了一道与之相反的程序，将自己身上裹着的华服，一件件脱掉，最后一件不剩。在文学失去尊严的时代，文学就只剩下虚假的丰腴了。这是不是文学的宿命？

　　作家、评论家、媒体、受众等等，在当代的文学生态中，分别是构成文学空间的元素和纬度，而近年来在各种与文学相关的链条上，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作家的问题，评论家的问题，媒体的问题，受众的问题。当然，所有的问题都是时代的问题。

　　我们说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现在这个家园正在变得荒芜，在一个消解一切价值和意义，或者说消解一切神性的时代，我们该怎么去追寻价值和意义？我们是否需要、是否能够挽留住神性？当文学作品只有通过改编成影像作品才拥有受众的时候，我们的作家能不能抵挡住改编的诱惑？不改编你的作品等于没有出现过，改编了你的作品就要整容成另外一副样子来与大众联欢。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下，让我们的文学在商业和政治的夹缝中保持自主性还有无可能？

　　当文学现实与我们文学评论者所持的那套价值体系、话语体系偏离，我们已很难言说。

　　尽管我们的文学面临着巨大的难题，但我们必须得面对它。客观地说，我们的当代文学既不是垃圾也不是黄金，是垃圾中有黄金，黄金中有垃圾，如果回过头与自己比，我们的当代文学还是在逐渐成长逐渐成熟着的。经验的累积，视野的打开，书写环境的逐渐宽松，必然会使文学出现进步，尽管它远没有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程度。

　　肖鹰先生认为 “对中国文学60年的定位应该在中西学者和中西文学的对话中才能完成”，这种说法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具有它的合理性，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实现与西方的对话？一直以来，我们与西方的关系，是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会产生出平等的对话吗？我们的文学理论，我们的文学创作一直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后面，谁最先掌握了西方的理论，谁最先使用了西方的创作方法，谁就是我们的文学英雄。这样单向输出的现实，会有正常顺畅的对话产生吗？面对这样令人悲哀的现实，陈晓明先生的“中国立场”说或许具有一定的矫正和探求的意义。

　　我们的当代文学必须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完全服从于西方的判断，我们文学的根仍然扎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同的文化传统一定会产生难以逾越的隔膜，我们要学习，要融合，但绝不是失去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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