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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胖的文学也有肉

时间:2010-1-4 23:32:11  来源:辽宁日报

  韩春燕 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博士后,渤海大学教授,渤海大学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曾为辽宁省作家协会第三、四、五届签约作家,现为辽宁省作家协会特邀评论家。近年来主要从事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出版有 《风景颗粒——当代东北地域文化小说》等学术著作。

  不管“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句话是怎样的断章取义,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总体评价不高是毋庸置疑的,而那些借“垃圾”之说来表达自己对中国当代文学失望情绪的人更是不在少数。与“垃圾”说相反,也有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很高,认为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北京大学的陈晓明教授就代表了这种观点。

  对一个事物的评价竟是如此针锋相对,虽然有人用辩证法来解释“垃圾”与“黄金”的辩证关系,但垃圾与黄金在一般的价值估定上还是具有天壤之别的,也就是说,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判断上,大家所持的并不是同一种“度量衡”。

  现在面对中国当代文学乱糟糟的局面,重估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应该说是必要的,中国当代文学要真正健康良性的发展,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厘清,但我们如果不找到一个共同的价值评判标准,那么这次重估最后的结果也必定是公说公的,婆言婆的,不但无法达成共识,甚至连真正的交流辩论也很难进行。

  中国当代文学已有了60年的历史,而60年来,我们对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评价在不断地翻云覆雨,这也与我们的评价标准不断跟着形势修改有关。文学还有没有一个相对恒定的评价标准,还有没有一个获得大家认可的价值体系?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无价值的?这个世界无论多么多元,总是要有些共同的认知和基本的秩序。

  既然中国当代文学“好”与“不好”都是相对的,那么这“好”与“不好”的参照系是什么?是跟自己过去比,还是跟人家现在比?这也是个问题。

  我们当代文学的60年,其实前30年面目还是比较清楚的,只是涉及怎么评价它的问题,这后30年,尤其是后20年,面目多少有些模糊,一方面是文本数量的急剧增加,一派繁荣景象,一方面是文学精神和灵魂的凋零,文学普遍处于虚脱的状态。如果说有些影视明星是从三级片起步,然后一件件穿上衣服,我们的文学却是走了一道与之相反的程序,将自己身上裹着的华服,一件件脱掉,最后一件不剩。在文学失去尊严的时代,文学就只剩下虚假的丰腴了。这是不是文学的宿命?

  作家、评论家、媒体、受众等等,在当代的文学生态中,分别是构成文学空间的元素和纬度,而近年来在各种与文学相关的链条上,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作家的问题,评论家的问题,媒体的问题,受众的问题。当然,所有的问题都是时代的问题。

  我们说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现在这个家园正在变得荒芜,在一个消解一切价值和意义,或者说消解一切神性的时代,我们该怎么去追寻价值和意义?我们是否需要、是否能够挽留住神性?当文学作品只有通过改编成影像作品才拥有受众的时候,我们的作家能不能抵挡住改编的诱惑?不改编你的作品等于没有出现过,改编了你的作品就要整容成另外一副样子来与大众联欢。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下,让我们的文学在商业和政治的夹缝中保持自主性还有无可能?

  当文学现实与我们文学评论者所持的那套价值体系、话语体系偏离,我们已很难言说。

  尽管我们的文学面临着巨大的难题,但我们必须得面对它。客观地说,我们的当代文学既不是垃圾也不是黄金,是垃圾中有黄金,黄金中有垃圾,如果回过头与自己比,我们的当代文学还是在逐渐成长逐渐成熟着的。经验的累积,视野的打开,书写环境的逐渐宽松,必然会使文学出现进步,尽管它远没有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程度。

  肖鹰先生认为 “对中国文学60年的定位应该在中西学者和中西文学的对话中才能完成”,这种说法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具有它的合理性,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实现与西方的对话?一直以来,我们与西方的关系,是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会产生出平等的对话吗?我们的文学理论,我们的文学创作一直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后面,谁最先掌握了西方的理论,谁最先使用了西方的创作方法,谁就是我们的文学英雄。这样单向输出的现实,会有正常顺畅的对话产生吗?面对这样令人悲哀的现实,陈晓明先生的“中国立场”说或许具有一定的矫正和探求的意义。

  我们的当代文学必须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完全服从于西方的判断,我们文学的根仍然扎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同的文化传统一定会产生难以逾越的隔膜,我们要学习,要融合,但绝不是失去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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