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十年影响力出版界获奖者：刘瑞琳

　　提名： 刘瑞琳

　　十年·出版

　　刘瑞琳：阅读传统的守望者

　　这些年做出版，刘瑞琳和她的团队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为了人和书的相遇

　　获奖理由

　　在出版体制的静水中搅动微澜，在民营书商的紧逼下未乱方寸。刘瑞琳和其麾下的北京贝贝特，印证着中国文化及出版行业世纪之交的困境与挣扎。这些年，我们看到她和她的团队不弃出版人的操守与情怀，不断奉献好书，但遗憾的是，他们至今还没有盈利。

　　人物简介：

　　刘瑞琳，哲学硕士，编审。1993年10月～2003年10月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工作，先后任编辑、编辑室主任、总编辑助理、副总编辑、《老照片》主编。2003年10月进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言论：

　　“在日本地铁里，5个人就有5个人读书看报；在台湾，5个人有3个人读书看报；在香港，5个人中有2个人读书看报；而在中国大陆的地铁中，5个人中往往有两个人在讲话，而另外三个人在听他们讲话。”

　　——刘瑞琳

　　本刊记者/孙冉 文/林茵

　　读者最初知道刘瑞琳和她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几年前他们出版的一本《袁氏当国》，虽然薄得要命，但已经足够颠覆以往从教科书里得来的那段历史。那一次也是读者第一回知道了唐德刚。

　　对于那些生来对历史不敏感的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历史书让他们对历史有了刨根问底的冲动，从唐德刚开始，到黄仁宇，再到史景迁……一路读下去，竟然掀起了一股“读史热”。读者们发现，当年从教科书里拿来的那点历史知识，竟然差不多陆续都还给了教科书。

　　后来，刘瑞琳主编了一本叫《温故》的小书。这本介于期刊和书籍之间的出版物，坚持着编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正如开篇语说的，人类始终生活在历史的投影里。

　　那差不多是一个开始，之后刘瑞琳的名字不断出现在一些好书的扉页。

　　但从百度键入搜索刘瑞琳，得到的词条不会超过100个，内容仅仅来自于这个人编了哪些书，而且在互联网上很难找到她的完整简历。作为一个书籍出版者，这些年她策划出版了很多好书，但作为个人却始终寂寂。

　　这也许只应了刘瑞琳常说的一句话，只为了人和书的相遇。

　　回归阅读

　　时隔一年，当《中国新闻周刊》再次采访刘瑞琳的时候，首先探寻他们是否盈利了。

　　“我们还没有盈利。”刘瑞琳说这番话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但也挺释然。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句话，先让我们了解以下事实：

　　这十年，全国图书销售额年均增长5.5%，大大低于同期GDP的增长率。有资料称，在所有销售出去的图书中，37.33%是中小学课本，26.63%是教育类读物(比如课后辅导材料)，7.96%是大中专教材。三者相加，超过70%。这就是说，中国图书市场大部分都是靠课本在维持，而全国人均购书额一年不足10元。

　　从印刷数量上看，一本书售出3000本左右可以保本，售出几万本就是畅销书，售出几十万本就是大畅销书，售出一百万本以上就是超级畅销书。事实上，全国一年中销售过百万册的文艺类畅销书不到10种。

　　因此，中国出版业怎么说都并不让人乐观。做出版的都清楚，赚小钱容易，赚大钱却难，除非你卖课本或者捧安妮宝贝那样的作家。

　　这些年，刘瑞琳走过很多地方，让她感触最深的是，在日本地铁里，5个人就有5个人读书看报；在台湾，5个人有3个人读书看报；在香港，5个人中有2个人读书看报；而在中国大陆的地铁中，5个人中往往有两个人在讲话，而另外三个人在听他们讲话。

　　这是中国大陆的阅读现状。“而我所能保证的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不制造文化垃圾、浪费纸张。”刘瑞琳说。

　　从2003年加入北京贝贝特，刘瑞琳从没做过教材书，虽然此前这个公司一直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做教辅来养着。贝贝特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直属的分支机构，当年该社试图异地突围，打破偏安西南的局面，于是建立了这个公司，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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