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是商业，也是文化。刘瑞琳时时需要在商业与文化之间做取舍、做平衡。

　　于是她的中庸之道是：做出版既要有操守，又不能自命清高、固步自封；既要善于把握机会，又要有定力，有远见，有胸怀。

　　刘瑞琳做的书，除了那些温故历史的旧书，称得上代表作的即是陈丹青的作品集，以及今年备受瞩目的梁文道的随笔集，《我执》和《常识》。

　　偶尔，她也做做畅销书，但那也是走文化路线的。比如《郎朗自传》，比如《米其林旅游指南》。

　　虽然这些书才是北京贝贝特书籍销售排行榜上的常胜将军。

　　刘瑞琳比较骄傲的是，全国很少有像他们这样做高端书的还能略微盈利。她信奉的是，盈利是靠好书，而不是靠铺天盖地炒作出来的垃圾书。她知道贝贝特的读者群是有坚持有趣味的那一小撮人，所以一直守得住这份寂寞。

　　过去的十年，出版业内的关键词围绕着畅销书、网上书店、营销、网络写手、包装、签售等等一路走来，事实上，刘瑞琳说这些词她都不喜欢，虽然她也不得不跟着去做。

　　而伴随着互联网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们以为即使不看书也能获得信息。而就在最近，亚马逊的电子阅读器“Kindle”和巴恩斯·诺布尔的电子阅读器“Nook”，在这个圣诞已经卖脱销了，这让传统的纸质出版业处境愈发尴尬。

　　而刘瑞琳这样的老出版人却多少显得固执，在她看来，浏览信息和阅读，永远是有区别的，“我们阅读的古老习惯，永远无法取代”。

　　而纸质出版在她看来是个思想的传承和文化的延续，它带给人温暖的感觉，这不是其他东西能够替代的。

　　就像出版社与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也是一种人与书维系的温暖。

　　出版业的焦虑

　　业内很多人对于陈丹青与北京贝贝特的铁杆关系嫉妒得眼红。各种关于天价版税的猜想众说纷纭。而其实，陈丹青只是与刘瑞琳合作惯了，当刘离开山东画报出版社，陈也就跟着转会。虽然当时，他其实并不太清楚这个新东家。

　　出版界对于盈利的渴求，让刘瑞林感觉大家普遍有种焦急的短视。仿佛过了今天就没明天，先把这个作者抢来再说，只靠高版税来吸引人，根本没有耐心交流、琢磨、维护。“这不是一种从容做出版的方式，我们从不抢作者，那没意思。要是认为用钱能买到一切好的作者，那他就错了。”

　　2003年，刘瑞琳离开体制内的山东画报社，进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她没有选择去三联、商务这样的老字号大社，刘瑞琳想做的是一种新型的出版模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当时在全国首先实践了异地建社的设想——北京贝贝特，这属于既在体制内又可以享受体制外的自由。这也正好符合刘瑞琳想要“上来透口气”的想法，那些年在山东画报出版社，让她真实地感觉到出版行业的那些束缚。

　　那几年，整个出版行业改革慢是和“有饭吃”历史的关系很大。“有饭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它享受政府拨款，依靠书号生存；而另一方面，靠教材出版，很多出版社日子也过得不错。这也正是喊了那么多年的文化出版行业的改制，雷声大雨点小的关键。

　　而北京贝贝特的这种发展方式，在当时属于介于体制内外之间的一种自由。自由意味着自食其力，但对刘瑞琳来说，一个企业只谈文化，商业上不成功，到最后一定还是走不下去的。

　　十年前，北京贝贝特还是不被允许的一种机构，但是这十年中很多出版社、出版集团不断地模仿这种机制，而到现在为止，官方已经开始很主张和推崇这种跨地域发展的模式。

　　今年6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建社23年后，完成了转企改制，成为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这是广西首家出版集团，中国首家地方大学出版集团。刘瑞琳也相应升任集团的的总编辑。

　　而另一面，困扰刘瑞琳们的最大问题，还有图书的定价。

　　她时常问别人，花上百元看场电影，还是花一半的钱买本书？而遗憾的是，很多人往往用脚选择了前者。这让她时常困惑，是人们对做书的人充满了失望，还是人们越来越不愿沉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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