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超豪在学术上的严谨让学生们印象深刻，他在学风上的高风亮节更让学生们钦佩。“虽然很多思想是老师提出来的，但除非他确实参与了工作，否则决不肯在文章上署名。”周子翔教授说：“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和老师共同署名的文章只有一篇。他提出思想，我们共同进行了计算。”

　　讲到为师之道，谷超豪总是把培养学生坚定的政治方向和优秀的思想品德放在首位。“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会失去努力的方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校长时，他曾在青年教师岗前培训班上这样说：“思想品德很重要。我们有许多毕业生在业务方面是尖子，但到了社会上有个适应过程，如果过多片面强调自己的个人价值，而不考虑社会的需求，就会发生问题。”他说：“我希望毕业生自己不要对自己估计过高，个人的奋斗只有与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才能体现真正的价值，要树立对社会的责任感。”

　　谷超豪希望青年学子要做到“三心”和“二爱”。所谓“三心”，一是要有坚强的事业心，二是要有责任心，三是要有不断的进取心。所谓 “二爱”，“第一就是要爱惜时间。我不主张一天到晚，不休息光工作。但只要有了事业心，就会明白时间是最珍贵的。”谷超豪说：“第二是要爱惜身体，不能天天面黄肌瘦。”

　　谷超豪常说，他一生最喜欢的是做研究。唯一能把他从研究中拉开的就是“国家需要”

　　如果不是白纸黑字的档案，任何人都很难把这个寡言的老人和“地下党”联系在一起。1940年，14岁的谷超豪就在哥哥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大学，谷超豪不仅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还按照党的授意参加了“科学工作者协会”。谷超豪回忆说：“那时我已经在大学里面做助教，党给我的任务就是要做上层工作。‘科学工作者协会’组织里有许多上层的科学家。……党告诉我们，叫我们通过‘科学工作者协会’来做工作，团结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在解放的时候，把科研机构、科研人员都保留下来。”

　　就在解放前夕，谷超豪又接受了策反雷达所的任务。“当时在雷达所里的进步分子希望能在杭州找到党的领导，其中一位原来是浙江大学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找到我，希望地下党能够领导他们，保全这个所。”谷超豪说：“我花了比较多的精力来联系和研究这个雷达所的问题，发展了‘科协’，组织了‘应变会’，把广大职工都团结起来，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党代表孤立起来，把所长给争取过来了。”解放时，雷达所实施了起义，完完整整地迎来了解放。

　　1988年，62岁的谷超豪接受任命成为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当时的科大因为某些原因，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谷超豪把这项工作称为“临危受命”。

　　在改革和发展中，谷超豪强调，高校的任务首先是培养高质量人才，一切工作要把教书育人放在首位；其次是提高科研水平；再次是开发工作。到1993年8月谷超豪离任之时，同步辐射实验室、火灾实验室都已建设成功。“科大迁到合肥，条件很差，但仍然有很高的建设目标，称为第二次创业。我离任的时候，学校新领导认为，学校的第二次创业完成了，要开始第三次创业了。”谷超豪说：“所以说，我做校长的时候，对学校的发展起到了阶段性作用。当时教育部还给了我一个荣誉，授予我‘全国教育劳动模范’的称号，我很高兴。”

　　曾经有人问过谷超豪，如果把革命或担任行政职务的时间都用来做科研，会不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谷超豪说：“或许我在学术上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我不后悔。这是国家的需要，我必须去做。”

　　面对荣誉，谷超豪说：“其实像我一样努力工作的人很多，也取得不少成绩。能够得奖，我感到非常荣幸，要感谢所有同志和领导的关心！有生之年，我将在数学这片沃土上继续耕耘！”

　　本报记者　齐芳

　　谷超豪简历：

　　1926年生于浙江温州，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获得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院士)。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现为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名誉所长。谷超豪是享有国际盛誉的数学家，在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两方面都有重大贡献，在当今核心数学前沿最活跃的三个分支：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及其交汇点上获得了国际上公认的突出成就，作出了重要贡献。发表数学论文130篇(其中独立发表100篇)，在国际著名出版社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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