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界的“牛棚杂忆”

　　——听沈善炯院士回忆往事

　　2003年10月，蒙邹承鲁院士引见，我有幸结识了他的挚友沈善炯院士。此后，每次到上海出差，我都去拜访他。沈先生待人热忱，视我为忘年之交，知无不言，曾应我的要求回忆过一些学界前辈的往事。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

　　自己丰富而坎坷的经历。

　　辗转求学

　　沈善炯于1917年出身于江苏吴江县一个并不殷实的农民家庭。他的父母仍秉承“耕读传家”之训，竭尽全力供他上学。

　　1937年夏天，沈善炯顺利通过了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的入学考试。这个时候，日寇开始全面侵华，上海、南京遭到飞机轰炸，高等院校纷纷向西迁移。为了求学，沈善炯不得不辞别家人，拿着拼凑起来的仅仅90元钱，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于1939年9月转学到位于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在很快即身无分文的辗转求学的过程中，张肇骞、于景让、严楚江、张景钺等教授给过他重大帮助。除此之外，他还感激当时的教育部及其部长陈立夫——在抗日战争期间，是陈提出要给流亡学生提供贷金。“若没有贷金，像我这样的人是根本上不了大学的。”沈善炯告诉我。他还说：“这是政府做的一件好事情。我们这代科学工作者之所以能在1950年代克服困难归国，努力运用自己的所学回报人民和国家，跟这不无关系。我很希望我们现在的政府能给更多的学生以更大的帮助，使那些没钱、少钱的穷学生也能上得起学。”

　　联大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并且学校具备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精神，所以在抗日的烽火之中，他们仍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1942年，沈善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47年，在张景钺教授的安排和胡适校长的帮助下，他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留学。

　　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由比德尔(G.Beadle)教授任主任。他胸襟开阔，邀请质疑自己学说的德尔布吕克(M.Delbrück)等人来任教，并吸引了包括莫诺(J.Monod)、雅各布(F.Jacob)、卢里亚(S.E.Luria)、赫尔希(A.D.Hershey)、本泽(S.Benzer)、弗利士(E.Freeze)、斯顿特(G.Stent)等在内的学者前来访问或学习。在合作的基础之上，他们通过科研工作进行争鸣，每天都对工作进行剧烈的辩论甚至争吵，而分子遗传学就在这种活跃的思维中逐渐成长了起来。后来比德尔、莫诺、雅各布、德尔布吕克、卢里亚、赫尔希等人先后获得了诺贝尔奖。

　　沈善炯躬逢其盛，正好在分子遗传学诞生的时节来到加州理工。他被这里的学术气氛所吸引，很快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之中。他们班上还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青年(譬如特明(H.Temin)，197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同学之间竞争激烈。沈善炯向来不甘心落于人后，再加上他自我感觉数理基础较差，并需补学几门必要的化学课程，所以一直处于过度的紧张和劳累之中，1949年下半年还曾一度咳血。他是如此地心无旁骛，以至于在求学期间不但没有出过远门，就连近在咫尺的电影胜地好莱坞也没有去过。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内，他即走到了生物化学遗传专业的国际前沿。1950年6月，他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如果说西南联大教我怎么做人，那么加州理工则教我如何做科学。”50多年后，他回忆说。

　　一心报国

　　毕业之后，沈善炯的导师哈洛威士(N.Horowitz)立即推荐他去两个地方做博士后研究员。而更早一些的时候，他的副修导师栽克密艾斯脱(L.Zechmeister)教授也曾特意邀请他去自己的实验室工作，并说自己可以设法接他的妻子和孩子来美国。

　　此时，中国内地批判摩尔根学派、使真正的遗传学难以生存的消息已经传到美国。沈善炯深知，一旦回国，他会和被迫逃离的李景均一样，将不再能从事深爱的遗传学研究。但他还是决定放弃美国提供的很好的工作机会，尽快回国。他想，回国之后，至少还可以从事生物化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1950年8月31日，和100多位留学美国的学子一道，沈善炯登上从洛杉矶开往香港的“威尔逊总统号”轮船，驶向日思夜想的祖国。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9月12日，当轮船经过日本横滨时，他和核物理学家赵忠尧、空气动力学家罗时钧竟然遭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无理扣留，并被投入位于东京下野的巢鸭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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